杨保禄又打开另一卷。这一卷更厚，插图画的是各种农具——犁、耙、镰刀、打谷枷——旁边还有详细的制作说明和使用季节。再下一卷是瓦罗的《论农业》，里面有大段关于葡萄种植和橄榄栽培的文字，还有关于家畜育种的章节。第四卷是帕拉狄乌斯的《农事论》，按月令编排，从一月到十二月，每个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甚至连哪天适合剪羊毛，哪天适合阉割小猪都写得清清楚楚。
杨安远一页一页地翻，眼睛越来越亮。他的手在发抖。三年前他去克吕尼的时候，曾在修道院的大图书馆里见过这些书的原本，但那时候院长只让他在阅览室里看，不许抄，不许带。他只能用炭笔在草纸上记一些片段。现在，完整的手抄本就在他面前，触手可及。
“杨先生，”本笃虚弱地说，“这些书……不是送给您的。是……是寄存在您这里。如果上帝保佑，有一天克吕尼重建了，我们要把它们带回去。但在那之前……”
“我明白。”杨安远合上书卷，郑重地看向父亲，“爹，这些书是宝贝。比硝石还宝贝。硝石能打几发炮弹，但这些书……这些书能喂饱几代人。”
杨保禄没立刻表态。他走到角落里，伸手解开了一袋种子。袋子是用粗麻布缝的，袋口用麻绳扎了三道。解开之后，里面是一粒粒饱满的豆子，颜色呈暗绿色，比盛京常见的黄豆要小一些，但形状更圆，表面有一层极细的白色茸毛。
“这是什么豆？”
“扁豆，”保罗怯生生地回答，“是去年秋天我们从伦巴第那边引来的品种。院长说它耐寒，生长期短，在克吕尼的冷坡地上都能熟。而且……而且它的根瘤能肥田，比咱们的本地豆子还强。”
杨安远立刻抓了一把，摊在手心里仔细查看。他是行家里手，一眼就看出这豆种的不凡——豆脐深陷，种皮厚实，说明耐储藏；子叶饱满，说明发芽率高；最关键是颜色，这种暗绿色暗示着它的蛋白质含量高，磨成粉后黏性足，可以做更好的豆腐和豆酱。
“还有呢？”他急不可耐地打开第二袋。里面是小麦，麦粒比普通小麦长一些，颜色金黄，腹沟深。
“硬粒小麦，”约翰内斯说，“也是南边来的。它的麦麸少，出粉率高，而且……不容易生虫。我们修道院用它做圣餐饼，能存一年不发霉。”
杨安远一袋一袋地打开，查看，嗅闻，甚至用指甲掐开几粒尝味道。十二袋种子，一共六个品种：两袋扁豆，三袋硬粒小麦，一袋从西班牙引进的鹰嘴豆，两袋黑麦——一种比本地 rye——黑麦更耐寒的高产品系，一袋豌豆，一袋本地没有的荞麦，还有两袋混在一起的杂种，是本笃他们在逃跑路上从被毁的修道院田地里抢收的最后一批，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
“这些种子，必须马上入库。”杨安远站起身，对父亲说，“不能放在仓库里，要分类，要晒干，要测发芽率。爹，给我一块地，一小块就行，就在城东南角的那片坡地上，我以前种过药圃，土质我熟。我要在今年秋天把这些种子全部试种下去，看哪些能在咱们的气候里活。”
杨保禄看着儿子。杨安远的眼睛在发光，那是一种他很少见到的、近乎贪婪的急切。这个平时温和安静、说话慢条斯理的年轻人，在面对土地和种子的时候，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像是一个猎人看见了前所未有的猎物。
“地可以给你。但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杨保禄说。
“让本笃修士的三个徒弟帮我。保罗和约翰内斯是种田的好手，马可靠着记性好，帮我管账、记数。还有……”杨安远犹豫了一下，“我想请二叔也来看看。这些书里有关于水力磨坊和灌溉渠的章节，还有帕拉狄乌斯写的关于利用水力提水的装置，也许对咱们工坊区的水轮改造有用。”
杨保禄点点头，转向本笃：“修士，您和您的徒弟可以在盛京住下。吃的、住的、穿的，盛京出。条件只有一个——把你们肚子里的学问，和这些书里的学问，教给盛京的人。我们不白要东西，我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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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笃在草席上闭上了眼睛，浑浊的泪水从右眼眼角滑下来，浸湿了枕边的粗布。“杨先生……愿上帝降福于你们全家。不，愿你们的祖先降福于你们。在克吕尼，他们烧书的时候说，知识是魔鬼的诱惑。但我知道……知识是粮食，是种子，是能穿过火和水的东西。”
三天后，城东南角的坡地上立起了一块新的木牌，上面用炭笔写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大字：试种园。木牌是杨安远亲自削的，字是他让马可写的——马可的拉丁文书法极好，杨安远打算让他教盛京学校的孩子们写字。
十二袋种子被分成两份。一份存进了杨定军亲自设计的地窖里——窖底铺了一层生石灰，上面架着木板，种子袋放在木板上，窖口用棉帘封着，隔潮又透气。另一份被拿出来做发芽试验：杨安远找了十二个陶盆，装上从坡地不同位置取来的土，每盆播下二十粒种子，浇等量的水，放在向阳的棚子里，每天记录温度和出苗情况。
那四口箱子被搬进了主仓后面的一间石屋。杨保禄让人在石屋门口加了一道木门，又做了六只防潮的木架，把书卷一册一册摆上去。这里成了盛京第一个有规模的藏书阁，虽然小，但每一卷书都价值连城。
杨安远每天卯时起床，先去试种园看陶盆，记录哪个品种先破土，哪个长得壮。然后回主仓吃早食，接着去石屋里看书。他把帕拉狄乌斯的《农事论》翻译成德文——不是逐字翻译，是意译，把里面适合盛京气候的章节摘出来，和爷爷杨亮留下的《盛京农事手册》对照着看。有些地方吻合，有些地方冲突，他就用炭笔在草纸上做批注，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又一页。
杨宁有时候来找他。小姑娘对农书不感兴趣，但对种子分类很上心。她帮杨安远把十二袋种子做了编号，用一种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符号记在木牌上——这是她跟父亲杨定军学的，把复杂的系统用简单的标记表示出来。
“哥，这些种子真的能比咱们本地的好？”有一天她蹲在陶盆边上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