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杨安远诚实地回答，“种子好不好，不在袋子里，在地里。得种下去，看三年。但本笃修士说的那个扁豆，如果真能耐寒，咱们就可以在北坡的冷地上种豆子，不用跟小麦争好地了。还有那个硬粒小麦，如果出粉率真的高，磨坊同样多的麦子能多出两成面粉。这两成，在荒年就是人命。”

九月初的一个傍晚，杨定军来到了试种园。他手里捏着一卷从藏书阁借来的书，是瓦罗《论农业》里关于水力利用的章节。他已经翻了三遍，有些地方的文字晦涩难懂，他需要本笃修士解释。

“安远，”他站在坡地边上，看着夕阳下整齐排列的陶盆，“你这些种子，有没有一种……长得特别快，又不挑地的？”

“有。鹰嘴豆。”杨安远从陶盆里掐了一株嫩苗，递过去，“你看它的根，主根深，侧根少，能扎进硬土里吸水和吸肥。咱们阿勒河沿岸有些河滩地，砂石多，种小麦不出苗，种这个正好。而且鹰嘴豆的秸秆不烂，收完豆子秸秆还能编筐子。”

杨定军接过嫩苗，在指间转了转。他是搞机械的，对植物懂得不多，但他看得懂根系的结构——这种深根系的作物，确实适合那些水力工坊区扩建后新开垦的边角地。

“爹让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工坊区后面的荒坡上辟出两亩地，种这种豆子。那些地太陡，种麦子怕水土流失，荒着又可惜。”

“能种。但得修梯田，一层一层挡土。这个我在书里有看到，帕拉狄乌斯写过怎么在坡地上修石埂。”

叔侄俩站在坡地上，一个拿着农书，一个拿着机械图，在夕阳里比划着。远处，铁坊的锻锤声隐约传来，像是一种低沉的伴奏。

又过了半个月，陶盆里的发芽结果出来了。扁豆的发芽率最高，九成；硬粒小麦八成；鹰嘴豆七成；黑麦最差，只有五成，但那两袋黑麦是抢收的，本身成熟度就不够。杨安远把数据一笔一划地记在本子上，然后去找本笃修士商量明年的轮作计划。

本笃的脚伤好了一些，能拄着拐在屋子里走动了。他坐在窗边，看着杨安远带来的数据，干瘪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杨先生，您祖父……我是说，那位创立盛京的老人……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您做事的方法，和这书里的古罗马农学家一模一样。观察，记录，试验，再观察。这不是普通农夫的做法，这是……”本笃想了想，似乎在找一个合适的词，“这是学者种田。”

杨安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想起了爷爷杨亮。爷爷去世时他才九岁，记忆已经模糊，但他记得那个老人总是在纸上画些奇奇怪怪的图，写些别人看不懂的字。那些字，有些被父亲烧掉了，有些被二叔藏了起来，还有一些，化作了他从小背诵的农谚和口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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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杨安远收起本子，站起身，“等明年春天，这些种子下地之后，我想请您教我拉丁文。我想读原文，不想总是靠别人翻译。”

本笃看着他，独眼里闪过一道光。“乐意至极，杨先生。但学拉丁文很慢，三年才能读通，五年才能写诗。”

“我不写诗。”杨安远走向门口，脚步在石板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动，“我想读懂这些种子的名字。每一种作物在拉丁文里都有名字，名字里藏着它从哪来、适合什么土、怕什么病。我要知道这些。”

门外，秋风已经起来了。阿勒河两岸的麦子早就收完了，田里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像给谁剃了个板寸头。远处的山脊线上，几棵橡树的叶子开始发黄，边缘卷起，像老人的指甲。

杨安远站在试种园的木牌下面，从怀里掏出那个小本子，把今天的数据又看了一遍。本子的最后一页，他画了一幅小图：十二粒不同的种子，围成一圈，中间写着一行字——“第十年春，播”。

他把本子合上，塞进怀里，然后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把木牌往土里又砸了砸，确保它不会被秋风吹倒。

在他身后，石屋的窗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本笃修士正在烛光下教马可写字，保罗和约翰内斯在整理剩下的种子袋，用细麻绳重新扎口，每一道绳结都打得紧实而对称。

更远处，北岸的碉楼在夜色里沉默着，像一头吃饱了、正在舔伤口的野兽。但它没有走，它还在那里，等着，看着。

而盛京的人，也在等着，看着——看着地里刚刚播下的新种子，看着书架上刚刚摆好的旧书，看着一个从灰烬里抢回来的、关于知识和粮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