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疫的潜伏期大约是两天。第三天，码头仓库里一个看守民兵开始咳嗽。第四天，给难民送饭的妇人发起高热。第五天，铁坊的一个学徒——汉斯的侄子，十九岁的弗朗茨——在锻锤旁突然晕倒，被人抬下去时，浑身烫得像炉膛里的炭。

到第七天，盛京城里倒下的人已经有二十三个。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纺车机房的一个妇人听见邻居咳嗽，连夜带着孩子要出城逃往瓦尔德堡，被杨定山的巡夜队拦在城门口。杨保禄亲自出面，没打骂，只是让人把那妇人和孩子送进观察棚，七天不准出来，每天送饭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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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惩罚，”杨保禄站在城头上对下面的人说，“这是保大家的命。谁要是觉得自己没病，跑出去，把病带到瓦尔德堡，那边的人也得死。咱们盛京的人，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杨安远住进了造纸坊。他带着两个自愿留下帮忙的人：一个是本笃修士的徒弟马可，年轻力壮，不怕脏累；另一个是玛格丽特——他的妻子，学过一些草药知识，懂得熬汤药。

三人穿着裹得严实的旧衣裳，脸上蒙着六层麻布缝制的遮面布，只露出一双眼睛。杨安远让马可专门负责烧火煮水，让玛格丽特负责熬药和分发汤药，他自己则一间一间地查看病人。

病症的发展有规律。头一天高热畏寒，第二天咳喘加剧，第三天浑身酸痛，第四天起，体质弱的开始出现胸腹憋闷，呼吸困难。杨安远按照爷爷那本《赤脚医生手册》里的方子，结合本笃修士带来的《药典》，配了一副清热解毒的汤剂：金银花、连翘、板蓝根、甘草，加几片生姜和红枣调和胃气。

“这方子不救命，”他对杨保禄说，“但能减轻症状，让人扛过去。能不能活，全看病人自己的底子。底子壮的，七天退热，十天痊愈。底子弱的……”

他没说下去。杨保禄也没问。

第十天，第一个死者出现了。

是那个从沃尔姆斯逃来的老头。他本来年纪就大，一路冻饿，加上原本就有肺疾，高热五天不退，夜里一口气没喘上来，憋死了。杨安远把他的尸体用浸透石灰水的白布裹了三层，让人抬到城南的坡地上，挖深坑，撒石灰，单独埋。

第二个死者是铁坊的学徒弗朗茨。小伙子身体底子不错，但疫情期间还在铁坊干活，累脱了力，病来如山倒，高热引发了惊厥，半夜抽搐了一阵，天亮前断了气。汉斯赶来时，只看见儿子被白布裹着，从纸坊后门抬出去。他站在雪地里，没哭，只是攥着拳头，指节发白，嘴里反复念叨：“我让他休息的……我让他休息的……”

第三个死者是个六旬的纺车老匠人，独身，平时住在工坊区的一间偏房里，发病后自己硬扛，没上报，等被人发现时已经昏迷，抬进纸坊当天夜里就去了。

十七天，三条人命。但疫情的势头被扼住了。

从第十一天起，新发病的人开始减少。第十四天，第一批被隔离的难民中，那五个观察期满没发病的人，被允许进城，安排在城南的临时棚屋里，继续观察。第十五天，杨安远走进病房，发现那个从沃尔姆斯逃来的大男孩——十岁那个——已经能坐起来喝粥了。男孩的脸色还是苍白的，但眼睛清亮了，不再浑浊。

“哥哥，我会死吗？”男孩问。他嘴里的“哥哥”是跟着大人叫的，杨安远比他大十五六岁，但在他眼里，这个戴着白布罩脸、每天来给他把脉的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不会。”杨安远的声音透过遮面布传出来，闷闷的，但很稳，“你已经退了热。再喝三天药，就能出去了。”

第十七天，最后一个病人——码头那个看守民兵——退了热。杨安远给他把完脉，走出造纸坊，摘下了遮面布。他的脸上被布带勒出了深红的印子，脸颊两侧磨破了皮，沾着药渍和汗碱，看上去像老了十岁。

他站在造纸坊门口，深吸了一口冬天的冷空气。空气里已经没有醋和艾草的刺鼻味了，只有干冷的风，夹着远处河面的冰腥气。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纸坊门口的积雪上，反光刺得他眯起了眼。

杨保禄从主仓那边走过来，身后跟着杨定山和格哈德。三人走到杨安远面前，停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