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人是机关里的勤杂工和跑腿的。这种人不多，班上一共四五个，穿得比工人整齐，说话也比工人斯文，一口一个“同志”挂在嘴边。有个叫钱明德的瘦高个儿，在区粮食局当通讯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二八大杠送文件。他上课的时候眼睛总往窗外瞟，像是在等什么人，下课铃一响第一个冲出教室。何雨柱有一次在黑市远处见过他，不是在交易，是在那个街口转悠，像是在盯着什么人。从那以后，何雨柱对钱明德就多了几分戒心。

第三类人更少，是像何雨柱这样的小学徒或者个体手艺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有个叫孙大壮的，在鼓楼外大街的修车铺当学徒，专门修自行车。这人膀大腰圆，两只手伸出来全是黑黢黢的机油渍，指甲缝里塞满了铁锈。他每次来上课都带着一股子汽油和橡胶的味道，熏得旁边的人直皱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往那儿一坐，课桌腿都跟着咯吱一声响。

孙大壮上课不怎么听讲，语文课就趴在桌上画圈圈，算术课就盯着黑板发愣。何雨柱开始以为他是来混日子的，后来有一回课间，孙大壮拿着课本过来问他一道加减法题，问完了挠挠头说：“我师傅说了，修车光会扳钳子不行，得会算账。等我能看明白进货单子了，他就教我大修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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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把题给他讲了一遍，孙大壮听得很认真，嘴唇跟着默念，像是在背口诀。讲完了，孙大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他，打开一看是两块芝麻糖。“我们胡同口那家点心铺剩的，不太新鲜了，你别嫌弃。”

何雨柱没有嫌弃。他当着孙大壮的面吃了一块，又把另一块包好放进口袋里，想着带回去给何雨水。孙大壮看他吃了，咧嘴一笑，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

那天放学以后，赵卫东和孙大壮在教室门口等何雨柱出来。三月底的四九夜里还凉，三个人缩着脖子往鼓楼那边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赵卫东走在前头，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你说咱们学这些东西，真有用吗？”

孙大壮愣头愣脑地接了话：“怎么没用？我师傅说了——”

“我知道你师傅说了。”赵卫东打断他，“我是说，万一咱们学完了还是没用呢？万一账房还是不要我，万一厂里还是不提拔王秀芬，万一你师傅还是只让你拆车轮子不给碰发动机呢？”

夜风从鼓楼的城门洞里灌过来，呜呜地响，像谁在哭。赵卫东的军装被风吹得贴在身上，瘦得能看出肩胛骨的形状。他在煤铺扛了七年煤，从十七岁扛到二十四岁，脊背已经微微驼了。他知道扛煤不是长久之计，但他不知道学完这些加减乘除之后，自己有没有本事跟那些读过正规小学的人去争一个账房的位子。

何雨柱把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走了一段路才开口：“有用没用，得先学了才知道。不学，你就还是扛煤的赵卫东。学了，你至少是扛煤的赵卫东加上会算术的赵卫东。”

赵卫东愣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你这是宽我的心呢。”

“不是宽你的心。”何雨柱说，“我师傅教我做菜那天跟我说过一句话——手艺人不怕多学一门本事，怕的是等机会来了你什么都不会。”

孙大壮在旁边走了半天没插上嘴，这时候忽然闷闷地开了口：“我师傅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年轻时带过一个徒弟，手艺学了一半就跑了，嫌修车脏。后来那个徒弟所在的工厂要提拔一个维修班长，认字会算的优先。那徒弟什么都不会，白白错过了，悔得肠子都青了。”

三个人在鼓楼底下分了手。赵卫东往西去什刹海，孙大壮往北去鼓楼外，何雨柱往南回南锣鼓巷。分别的时候赵卫东拍了拍何雨柱的肩膀：“明晚见。”

“明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