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会审在大理寺正堂开堂的那天，天刚蒙蒙亮。

大理寺正堂是一座五间的大厅，青砖砌墙，黑瓦覆顶，门口立着两根朱红色的柱子，柱子上盘着金色的蟠龙。正堂里面宽敞阴冷，阳光从高处的窗棂里斜射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光柱。光柱里浮动着细小的灰尘，一粒一粒地旋转、飘散、落下。

正堂之上，严大人居中而坐，左右各坐着两名陪审官员。堂下站着两排衙役，手里握着水火棍，棍端在地上轻轻磕着，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正堂的正中央放着一张案桌，案桌上摆着两份材料，一份是韩渊递交的“周将军通敌密信”，另一份是沈蘅的弹劾奏折。

韩渊坐在旁听席上，面无表情。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官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腰间系着一条白玉带。他的脸色很平静，像是来旁听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节奏很慢，有节奏地的。

裴铮站在堂前，身穿粗布短褂，头发用一根麻绳扎着，脸上那道从眉骨到颧骨的疤痕在阳光下格外清晰。他的背挺得很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直起来的老松树。

严大人清了清嗓子，声音在正堂里回荡：“裴铮，你是周将军案的重要证人，今日三司会审，请你陈述当年的经过。”

裴铮点了点头。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说。

他说得很慢，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挖出来的。他说到了十年前的那个黄昏，说到了他接到的军令，说到了他带三十个弟兄埋伏在黑风岭的山坳里。他说到了他用千里镜看到的村庄，看到了村口的老槐树，看到了树下玩耍的孩子，看到了井边打水的妇人。

“我犹豫了。”裴铮说，声音微微发颤。”军令上写的是剿灭残匪，但眼前明明是一个普通的村庄。我派人去查探，得到的消息是村子里住的都是普通百姓。但军令上白纸黑字写着，周将军通敌，窝藏匪徒在黑风岭。”

堂下有人低声议论。严大人抬手示意安静，然后追问：“你是被迫执行军令，还是主动选择烧村？”

这个问题像一把刀，直直地扎在裴铮的心上。

裴铮沉默了。

整个正堂都安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风声在呼呼地响。韩渊的手指停止了敲击，他微微前倾，眼睛盯着裴铮的背影，嘴角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裴铮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说什么，但轻声说小，谁也听不清。他的右手攥着拳头，指节发白，手背上的青筋暴起。他的左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那份陈述书，纸张的触感很薄，很轻，但他觉得那份陈述书比任何东西都重。

他想起了沈荞昨晚对他说的话。

沈荞说：“裴铮，你不需要说韩渊要你说的话。你只需要说真相。真相是，你执行了军令，但你是被迫的。你没有选择。”

裴铮说：“我知道。但我不能把罪推给死人。”

沈荞摇头：“你不是在推罪，你是在说事实。军令如山，你不得不从。这是事实，不是推卸。”

裴铮想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

现在，他站在堂前，面对严大人的追问，脑子里反复回放着沈荞的话。他想说真相。但真相是什么？是他执行了军令，还是他选择了烧村？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他想，他执行了军令，但军令的内容是错的。军令让他去剿灭残匪，但他面前的是一个村庄。他可以选择不执行，但不执行的后果是军法处置。他选择了执行，是因为他怕死。不是怕自己死，是怕连累手下的三十个弟兄。

但这些话说出来，谁信？

就在裴铮犹豫的时候，堂外突然传来一声高喊：“且慢！”

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青色官服的年轻人从堂外大步走进来。他身材瘦削，面容清瘦，颧骨突出，眼眶深陷，像是很久没有好好休息过。他的官服有些皱巴巴的，像是匆忙穿上的。他的手里捧着一份奏折，大步流星地走到堂前，跪了下来。

“臣佥事沈蘅，有本要奏。”沈蘅的声音洪亮，在正堂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