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郎五岁那年的一天傍晚，大哥从田里回来得比平时晚。他把牛拴在枣树下——缰绳在树干上绕三圈，系个活结。然后走到正在练字的三郎面前，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矮桌上。

一颗麦芽糖。皱巴巴的草纸包着，糖已经有点化了，草纸被糖浆浸透了一小块。揣了一整天。

“镇上买的。”大哥说。他可能不知道“糖”字怎么写，但知道他弟弟爱吃甜的。

“一人一半。”

大哥犹豫了一下，接过那半颗丢进嘴里。兄弟俩肩并肩坐在枣树下，各自含着糖。太阳落到西山后面，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橙红。元宝趴在脚边，尾巴扫着枣树叶子沙沙响。

“三郎。”大哥嘴里还含着糖，腮帮子一边鼓着，说话有点含糊。“你以后要是出息了——给大哥捎一包茶叶回来。镇上有人卖的，闻着可香了。”

“好。”

三郎把这个“好”字咽下去，跟嘴里半化的麦芽糖一起。大哥说的是“捎”，不是“买”。“捎”的意思是顺路——大哥这辈子从没觉得弟弟欠他什么。行。那就不欠。将来给他一座茶山。

那天晚上还有一件事。三郎在堂屋里点着油灯看书，发现灯油被添满了。灯芯拨得比平时长了一点——刚好够看到最后几页。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接下来每天晚上，翻开书的时候灯油总是满的。大哥下地回来，不发一言地往灯里续油。咕嘟一声，两秒。比任何睡前故事都短，比大多数闹钟都准时。

三郎后来试过一次——故意多留了几页没看完，想看看大哥加多少油。第二天晚上翻开书，灯芯比平时长了半寸。刚好够看完那几页多加出来的部分。大哥不是按“一勺”的单位加油的。他是按“弟弟今晚大概要看几页”的单位加的。他先数了三郎翻书的页数，再倒油。这个认知让三郎在油灯前面坐了很久。他想不起来前世有没有人用这种精度关注过他需要的东西。

几年后一个冬夜——三郎已经在私塾读书了——从学堂回来，发现大哥在院子里劈柴。月亮都升起来了还在劈。院子里松脂味浓得散不开。劈的不是自家的柴。隔壁阿婆家的。

“阿婆腰伤了。她家没人劈。”

说得平淡，替腰伤的孤老太太劈一冬天柴是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理所当然。三郎看了他一会儿，走进院子拿起那把小斧子——父亲专门磨给他的，木柄还是新的，摸上去有点涩。

“我帮你。”

大哥看了他一眼。没说“你太小了”，没说“回去看书”。把面前那堆柴分了一半过来。兄弟俩在月光底下，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一人一斧头劈了一整夜。劈到后来手指冻僵了，握斧柄握不太稳，但还在劈。两人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混在一起。元宝趴在柴堆旁边，每次斧头落下时耳朵就抖一下——然后尾巴扫一下木屑，继续睡。

第二天早上阿婆打开门，门口堆着满满一墙柴火，劈面朝外，断口年轮清晰。上面压着一张纸，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唐家。

阿婆不认识字。她认识唐家兄弟劈柴的斧头印子。不好看。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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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十五岁那年，有人上门说亲了。

孙媒婆到唐家那天，穿了一件洗褪了色的红褂子。头上插着玫红绒花——远看像枣树上开了一朵牡丹。她往堂屋里一坐，茶还没喝就开始摆数据：河西村张家二姑娘，年方十四，能织能纺能下地，陪嫁樟木箱子四床棉被两匹土布。“这门亲事要是成了，那是天作之合。”

祖母听得眉开眼笑，已经在脑子里盘算婚礼要摆几桌了。母亲也点头——那个张家二姑娘她见过一次，踏实。父亲端着茶杯没说话——不说话就是同意的高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