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写的？”

“嗯。”

“你今年多大？”

“八岁。”

三郎把纸推回去，在心里把“天才”这个词用中英文各默念了一遍。八岁。补丁长衫。嘴唇干裂。嘴角永远往上。这手字放在他见过的所有读书人里——至少排前三。

“你叫什么？”

“苏文卿。”

“你爹是干什么的？”

苏文卿蘸墨的手停了一拍。“我爹以前也是个秀才。”他把“以前”两个字说得很轻。继续写。

三郎没再问。他太熟悉这种语气了——“以前有，后来没了。”说的人不想展开，听的人不需要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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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是个瘦高个儿。胡子稀疏，颧骨高耸，走路的时候长衫飘在身后像一面没升起来的旗。他站到台前，用戒尺敲了敲桌子，然后做了一件在私塾界大概算常规但在三郎看来完全是行为艺术的事——

让所有新生写一篇字。

“随便写什么。”赵先生说。“写你的名字也行，写一句话也行。让为师看看底子。”

三郎握着笔——笔杆上全是前一个人的牙印，咬得深浅不一，活像被一只焦虑的仓鼠啃过——对着毛边纸想了大概半盏茶的功夫。

写什么？

写名字太平庸。引用《论语》太显眼。写一句不痛不痒的废话最安全。但他刚冒出这个念头，又压下去了——老早有人跟他说过：模拟的时候不敢说真话，上了台更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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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蘸了墨。

写了一句话。不是前世的原话，是那个意思，翻译成他能写出来的最简单的文言：

为国取士，不在乎出身贵贱，而在乎真才实学。

写完他就后悔了。这句话从任何一个七岁孩子的笔下出来都他妈不正常——不对，不能说了，祖父不让说。

赵先生从第一排开始挨个看。走到三郎桌前，停住了。

三郎听到了自己耳膜里血液涌动的声音。旁边苏文卿也停下了笔，偏过头来看。

赵先生拿起那张毛边纸，举到眼前。看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窗外那棵歪脖子柳树的影子在地上挪了大概三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