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在省城贡院。三年一次。八月初九第一场，十二第二场，十五第三场。每场三天，关在号房里不能出来。

进贡院前一晚，四个秀才坐在客栈的天井里。赵先生没在——他吃了晚饭就说头晕回房了。其实不是头晕——是他不想让四个学生看见自己紧张。他带过十一届乡试学生，送进去四十三个人，走出来三个举人。今晚是第四十四到四十七。他躺在房里翻那本翻烂了的《乡试题名录》，听见天井里四个人的说话声透过木板墙传进来。

苏文卿在背书——不是温习，是习惯。他嘴里念《大学》第一章，念着念着自己笑了一声。马平川问笑什么。苏文卿说没什么，想起赵先生说的——半夜背书背到醒过来发现嘴里还在念《大学》，刚才差点也睡着了。李文进没背书，他在布兜上画新的一行：“乡试：待定。”画完想了想，在后面加了一个小括号：（不管结果，画完算数）。马平川靠在柱子上，面前没书，手里转着茶碗。他忽然说了一句：“如果我中了举人，我爹大概会在祠堂里给我立一块匾。如果我落榜——那块匾大概会刻上我堂弟的名字。他在隔壁县也考乡试。”没人接话。因为四个人都知道那块匾早晚会刻上谁的名字——堂弟还是马平川，取决于大红纸上的位置。跟学问没关系。

跟那块匾上已经刻好的“马”字有关系。

三郎没说话。他靠着柱子看天上的月亮。八月初八的月亮已经快圆了——还剩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缺口。明天进贡院那个缺口补圆——在号房里看着月亮圆。而四天前他刚听说祖父病重。此刻祖父大概躺在床上，隔着两百多里也能看见这弯月亮。三郎把那支分叉的备用毛笔从怀里摸出来，在桌上写了一个字——不是八股，是练字用的那一笔。竖弯钩。写完他把笔收回怀里。明天第一场——四书义三道，五经义七道。十篇八股，三天写完。

客栈老板娘端了一盘切开的西瓜过来。不是卖的——是送的。“四个秀才明天考试，吃点西瓜败火。我儿子也考过乡试——考了两次没中，后来去跑船了。现在在日本长崎开了一家杂货铺，去年寄回来一匹日本绸——比他考中了还能赚钱。”她把盘子放在桌上，用围裙擦了擦手。“所以考不上也不要紧。海那边还有路。”转身走了。四个秀才看那盘西瓜，没人动筷子。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老板娘随随便便一句话，把“考不上”三个字放上了桌。像一块西瓜，红瓤黑籽，触手可及。

李文进先伸手。不是因为他饿了——是因为他经历过备取。备取比落榜离“考上”近一步，但离“考不上”也只差一个名字。他经历过那个距离——红纸上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所以他不怕西瓜。三郎第二个伸手。苏文卿也拿了一块。马平川最后一个——他拿起西瓜咬了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来。他爹如果在场大概会递过来一块手帕。但今晚没有手帕。他自己用袖子擦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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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贡院的检查比府试严两个等级——衣服脱下来抖，鞋子脱下来看鞋底，干粮掰开检查有没有夹纸条。三郎带的冷馒头被掰成四块，其中一块里夹了一粒枣子，差役拿到鼻子前面闻了闻。枣子味。放回去了。

号房跟县试差不多大——两口棺材并排的宽度。两块木板，一高一低，架在两边墙的砖缝里，是活动的。高的当桌，低的当座。晚上把高板抽出来，架到身后跟低板拼成一张窄床，刚好躺一个人——脚悬空，膝盖弯着。头顶没有天花板，八月的太阳直接晒在脑门上，下午那阵木板被晒得烫手，卷子得拿袖子垫着写。三郎把干粮搁在便桶对角——两个墙角紧挨着，手伸出去能同时摸到便桶边缘和干粮袋子。调整了三次才让干粮离便桶远了大概一拳。一拳的距离在这间号房里是奢侈。

第一场考题发下来：四书义三道，五经义七道。十篇八股文，三天写完。

《不怨天，不尤人》《见贤思齐焉》《学而时习之》——三道四书义全是赵先生押中的。三郎从县试写到现在，这三道题写过至少五遍。每遍不一样——县试时引朱熹注四平八稳，府试时在《见贤思齐焉》里偏了一笔“贤非一道”，院试时在《学而时习之》里放了赵先生的鹰雏形。这次在乡试里，他把这三篇最好的版本都放出来了。赵先生花了二十年把这三个字讲清楚，他有义务让考官看到这些字在考卷上最完整的样子。

七道五经义选了《诗经》三道，《周易》四道。写到《诗经》第三道时引了《国风》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在起讲里加了一句“农之为本，教化为先”——把农事和科举放在同一段论述里。这句在程朱注疏里没有明确对应，但也不冲突。两可之间。他写完这句之后停了大概半盏茶的功夫，想改掉。然后没改。乡试已经是他第三次进贡院了——县试第六、府试第六、院试第六，每次都是第六。他知道自己的八股文水平在什么位置——够好，但不是最好。苏文卿那种随手拈来经典、上下文自动匹配的能力是他没有的。但他有其他东西——他把二叔的水渠和父亲的田赋和母亲的那件补丁衣裳写成了案例，藏在“青田某农户”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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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不会知道那个“某农户”是他爹。他自己知道。

他爹大概永远看不懂这篇五经义——但文章里的那条弯渠，每一滴水都是他爹用锄头挖出来的。

写到第三天时手腕开始酸了。不是写字太多——是坐太久了。号房里站不直——头顶的木板刚好卡在额头高度，站起来就得半蹲。他把背靠在后面墙上，膝盖顶着前面木板，换了个姿势。每过一个时辰把木板重组一次——不是需要睡，是需要换姿势。两块木板是这间号房全部的空间，换姿势的唯一方式就是重组木板。隔壁的考生也在重组——木板磕在墙砖上，闷闷几声。晚上他把高板抽出来拼成窄床，蜷着腿躺了两个时辰。第二天早上后背僵得像被钉在木板上。

第二天晚上，隔壁号房有人放弃了——撕了卷子。三郎听到撕纸的声音，很脆。那人没有站起来——号房里站不直。他大概是蜷着把卷子撕了，弯腰出了号房。差役没有拦。贡院的门随时可以出，出了就不能再进。他的号房空出来之后，隔壁少了呼吸、叹气、木板磕墙的声响。安静了大概半盏茶，然后被另一个号房里某人的咳嗽填上了。三郎没有抬头。继续写第五道五经义。

交卷。走出贡院。父亲靠在那棵歪脖子柳树旁边，竹筒水壶挂在腰间。看到三郎出来，把水壶解下来递给他。水还是温的。他在外面站了三天。柳树干上有一块被他靠了三天的位置——树皮磨得比旁边光滑。跟县试的柳树同一个品种，不同的树干，同一个靠姿。八年了。水壶换了至少两个竹筒——竹子用久了壁变薄。父亲每次换新竹筒都用拇指把壶嘴边缘磨一下。那道弧形的磨损就是拇指留下的。水的味道一样。

三郎喝了一口，把水壶递回去。父亲接过来挂在腰间。转身往客栈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贡院的墙——高墙上面晚霞染成橘红色。乡试第一场结束了。三天后第二场。门口还有几个蹲在地上翻干粮袋子的考生——号房里关了三天，干粮定额配给，不够的人只能在门口再吃一顿。有个考生蹲在墙角啃半块冷饼，饼上沾了墙上的白灰——白天写字时饼掉在地上，捡起来吹了吹继续吃。三郎从包袱里摸出半块干粮放在他旁边。考生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收下了。不认识，以后大概不会再见面——但同一间号房挨着写过三天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