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现在在哪？

杭州。我们的人一直在跟。他住在西湖区的一个高档小区里，每天的活动很规律——早上去一家茶馆喝茶，下午去一家健身房，晚上回家。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知道自己被盯上了的人。

也许他就是不知道。

也许。周明说。也许他觉得自己藏得够深。唐维年没有在法庭上提他的名字，郑宏达扛了三个月才开口——他可能以为自己是安全的。

什么时候动手？

快了。省厅已经跟浙江那边协调了。等手续走完——最多一个星期。

沈墨挂了电话。他坐在前台桌前面，看着桌上的赵芸笔记本。笔记本翻开着，停在姐妹互助那一页。手机号码和微信号旁边，赵芸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联系过，未回复。也许时机不对。

时机不对。

赵芸在两年前联系姐妹互助的时候，案件还没有公开，没有人被抓，没有人被判刑。一个民间组织凭什么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年女人？凭什么冒着风险提供信息？

但现在不一样了。唐维年被判了无期。郑宏达开口了。钱志国即将被抓。案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它变成了一个有公章、有判决书、有新闻报道的公共事件。

也许现在时机对了。

沈墨拿起手机，拨了赵芸笔记上的那个号码。

拨出去之前他犹豫了一秒。不是犹豫要不要打——是犹豫该怎么介绍自己。他不是刑警了。不是记者。不是律师。不是任何一个有官方身份的人。他是一个开心理咨询工作室的前台，口袋里揣着一张三个月有效期的协助调查委托书。

他按了拨出。

响了五声。每一声都很长——嘟——嘟——嘟——嘟——嘟。沈墨数着。第五声快结束的时候，有人接了。

你好？一个女人的声音。中年的，带着一点警惕。不是那种对陌生来电的普通警惕——是那种长期跟危险打交道的人才有的警惕。声音里有一道看不见的门，关着的，只开了一条缝。

你好，我叫沈墨。我是……他想了一下该怎么介绍自己。最后他选了一个最简单的说法。我是赵芸的朋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三秒。

三秒。沈墨能感觉到那三秒里发生了什么——电话那头的女人在搜索记忆。这个名字在她的记忆里是有位置的——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是一个她记住了但没有回应过的名字。

赵芸？女人的声音变了——警惕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像是一扇关了很久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你说的是……两年前联系过我们的那个赵芸？

对。她……她已经不在了。

又是三秒的沉默。

我知道。女人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们看到了新闻。唐维年的案子。我们一直在关注。

赵芸两年前联系你们的时候，你们没有回复她。

沈墨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任何指责的语气——他理解。但他还是说了。因为这句话是一个事实，而事实需要被说出来。

我知道。女人说。她的声音里出现了一种沈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不是愧疚，比愧疚更深。是一种我知道我做了一个选择，那个选择在当时是对的，但它的代价我一直在承受的东西。我们当时……不敢。你要理解——我们是一个民间组织，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们帮助的那些女孩，很多都是从类似的地方逃出来的。如果我们贸然介入一个还没有公开的案件，可能会把我们自己和我们保护的人都暴露出去。我们不敢冒这个险。

我理解。沈墨说。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唐维年已经被判了。我在帮省公安厅做一件事——寻找这个案件中六个下落不明的受害者。如果你们的组织里有人认识她们，或者知道她们的下落——

你等一下。

电话那头传来了脚步声，然后是翻东西的声音——像是在翻文件夹或者笔记本。脚步声走远了，又走近了。大概过了一分钟，女人的声音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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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有一个女孩。她说。三年前从浙江的一个救助站转过来的。她说她是从一个度假村逃出来的。她不肯说度假村的名字，也不肯说在哪个省。但她描述的情况——灰色的楼，锁着的门，被收走的手机——跟新闻里报道的一模一样。

沈墨的心跳加速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这是他当刑警时的老毛病，每次案件出现关键突破的时候，太阳穴就会跳。辞了职也没改。

她叫什么名字？

她现在用的名字叫林小雪。但这不是她的真名——她说她不想用真名了。

她长什么样？

高个子，长头发，眼角有一颗痣。

六号。

沈墨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他深吸了一口气，把抖压下去。前台桌上的赵芸笔记本摊开着，姐妹互助那一页上的红圈在灯光下显得格外醒目。赵芸画这个圈的时候，不知道两年后会有人顺着这个圈找到六号。她不知道。但她还是画了。

她现在在哪里？

在我们的一个安置点。具体地址我不能在电话里说——你理解的。但如果你能证明你的身份，我可以安排你们见面。

我有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协助调查委托书。

那就够了。女人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松动——不是完全的信任，但至少是愿意迈出一步的松动。你把委托书拍照发到这个号码的微信上。我确认之后会联系你。

好。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