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个。张姐在等红灯的时候看了苏念一眼。走掉的有,回去的也有,留下来的不到一半。有些人你帮了她,她过两个月又回去了——不是她想回去,是她觉得自己只配待在那个地方。这种最难。
苏念没有说话。她看着窗外——杭州的街道在三月的阳光里显得干净、明亮、有秩序。行道树抽了新芽,嫩绿色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抖。一个外卖骑手从车旁呼啸而过,电动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保温箱,箱子上的贴纸写着准时必达。阳光照在马路上,照在行人的脸上,照在这座正常运转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躲在拉着窗帘的房间里,手里抓着一杯水,三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安置点在杭州西郊的一个老小区里。六层的居民楼,外墙的涂料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楼栋之间拉着几根晾衣绳,上面挂着床单和被套,在风里鼓起来又瘪下去,像是在呼吸。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亮着的那几盏也是昏黄的,像是随时会灭。墙上贴着几张小广告——通下水道的、搬家的、办证的——被人撕了一半,剩下的在潮湿的空气里卷起了边。
张姐带他们上了四楼。楼梯拐角处堆着一辆旧自行车和几个纸箱子,纸箱子被雨水泡过,已经变了形。到了四楼的走廊,张姐在一扇贴着402门牌的铁门前停下来。
她敲了三下门。嗒、嗒嗒。
一下,停顿,两下。跟苏念敲陈小月房门的节奏一样。沈墨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也许所有帮助受害者的人都学会了同一种敲门方式——不急不慢,有节奏,让门里面的人知道来的是安全的人。暴力的敲门是不规则的、急促的、充满侵略性的。安全的敲门是有规律的、平稳的、像一个约定好的暗号。
门开了一条缝。大概十厘米宽。
一只眼睛从缝隙里看出来。
沈墨看到了那只眼睛——黑色的,很大,瞳孔微微放大,眼白里有红血丝。眼角有一颗小小的痣。睫毛很长,但因为眼睛睁得太大,睫毛像是被撑开了,失去了自然的弧度。那只眼睛在缝隙里快速地扫了三遍——先看沈墨,再看苏念,再看张姐,最后回到沈墨身上。不是在看他的脸——是在看他的手。确认他手里没有拿东西。
六号。
门开大了一点。林小雪站在门后面,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在不停地搓裤缝。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卫衣很大,大概是张姐给的,袖子长出来一截,把手指都盖住了,只露出指尖。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但有很多碎发从皮筋里跑出来,贴在脸颊两侧。她的脸很小——不是精致的小,是消瘦之后骨骼显得大、皮肤显得松的那种小。
她很瘦。不是那种自然的瘦——是那种长期紧张、长期睡不好、长期吃不下东西的瘦。颧骨突出来,下巴尖尖的,脖子上的筋清晰可见。锁骨从卫衣的领口里露出来,像两根横着的树枝。她的肩膀是缩着的——不是冷,是一种保护性的姿势,把身体最脆弱的部分——胸口、腹部——尽可能地藏起来。但她的眼睛很亮——不是健康的亮,是警觉的亮。像一只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的猫,瞳孔把所有的光都吸进去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移动的阴影。
小雪,这就是沈墨。张姐说。还有苏念——心理咨询师。我跟你说过的。
林小雪的目光在沈墨身上停了两秒。然后移到苏念身上,停了更久——四五秒。她在看苏念的脸、苏念的手、苏念站的位置、苏念跟沈墨之间的距离。她在评估。不是有意识的评估——是身体在评估。三年的逃亡把评估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变成了一种本能,跟呼吸一样,不需要思考就在进行。
苏念没有动。她站在门口,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侧,没有伸手,没有微笑,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她的身体语言是完全开放的——没有交叉手臂,没有把手藏在口袋里,肩膀放松,重心居中。她只是站在那里,让林小雪看。
这是苏念的方式。她不会主动靠近一个受过创伤的人——她会站在那里,让对方决定距离。在晴心工作室,她跟每一个新来的来访者都这样——不迎上去,不伸手握手,不说你好,请坐。她只是站在那里,等对方自己走进来,自己选一个位置坐下来。她说过:对受创的人来说,被接近本身就是一种压力,但可以靠近是一种安全。区别在于主动权在谁手里。
林小雪看了苏念很久。然后她往后退了一步,把门开大了。
进来吧。她的声音比电话里更小。面对面的时候,她的声音小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隔着一堵墙,或者隔着三年。
房间不大。一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旧沙发和一个茶几,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水和半个馒头——张姐说的半个馒头。馒头咬了三口,咬痕很小,像是在用门牙一点一点地啃。水杯是白色的塑料杯,杯壁上有水渍——杯子在她手里握了太久,手心的汗让杯壁起了雾。窗帘拉着——厚的、深色的窗帘,把外面的阳光挡得严严实实。窗帘的布料已经很旧了,有些地方薄了,阳光从那些薄的地方渗进来,在地板上投出几个不规则的亮斑。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台灯放在沙发旁边的地上,灯光昏黄,照亮了一小片区域。
小主,
门开着一条缝。张姐说的——门开着她能说话,门关了她就不行。
林小雪坐在沙发的角落里——最靠墙的那个角落。她把腿蜷起来,膝盖抵着胸口,双手抱着小腿。这个姿势沈墨见过——陈小月在奶茶店后面的小房间里也是这样坐的。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体积,背靠着墙,面朝着门。随时准备跑。
苏念在沙发的另一头坐下。不是紧挨着林小雪——中间隔了大约一米的距离。刚好够林小雪感到安全,又不至于太远显得疏离。她坐下之后身体微微前倾——不是靠过去,是表示我在听的姿势。
沈墨没有坐沙发。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在茶几的对面——比苏念离林小雪更远。他知道自己是男性,身高一米八二,肩膀宽,在这个不大的房间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来源。他需要把自己放到最不具威胁性的位置上——远一点,低一点,安静一点。
小雪。苏念开口了。声音很轻,语速很慢,每个字之间有明显的间隔。不是做作的慢——是一种经过训练的节奏,让听的人有时间处理每一个词,不会因为信息量太大而感到压迫。你昨晚跟沈墨说了有人在盯你。能再跟我说一遍吗?不着急,慢慢说。
林小雪的手指在小腿上收紧了。她的指甲剪得很短——短到指甲盖下面的肉都露出来了,指甲边缘有被咬过的痕迹。这不是爱干净——是一种自我保护。指甲太长会被人抓住。在度假村的时候,她们的指甲每周被检查一次,超过一毫米就要剪掉。三年了,她还在剪。
她说了。跟昨晚在电话里说的差不多——黑色本田雅阁,浙A牌照,两个人轮班,一个戴墨镜,一个穿灰色外套。但面对面说的时候,她加了一些电话里没有的细节。
穿灰色外套的那个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是并拢的。她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她在努力让自己说清楚,因为她知道这些细节很重要。夹烟的时候不是用食指和中指夹——是用中指和无名指。这是一种习惯。在度假村的时候,有一个保安也是这样夹烟的。姓什么我不记得了,但他是唐维年的人。他值夜班的时候会在走廊里抽烟,烟灰弹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我们打扫的时候能看到。
她说我们打扫的时候,声音顿了一下。好像这四个字让她的喉咙突然收紧了。
沈墨和苏念对视了一眼。
你觉得盯你的人是唐维年的人?沈墨问。他的声音也压低了——不自觉地配合着房间里的音量。
不是。林小雪摇了一下头。动作很小,但很确定。唐维年已经被抓了。他的人不会还在外面活动——除非有人在指挥他们。那个人不是唐维年。是另一个人。
什么人?
林小雪没有回答。她的目光落到了茶几上那半个馒头上,看了两三秒,又移开了。她在组织语言——或者在犹豫要不要说。
我在度假村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见过一个人。他来过很多次——不是客人,客人走正门,他走后面。每次他来,唐维年都会亲自到后门接他。唐维年对所有人都是那种笑——嘴巴咧开,牙齿露出来,但眼睛不动。但对那个人,唐维年的笑不一样。嘴在笑,但眼睛在缩。像是在笑着后退。
她又停了。手指在卫衣袖口边缘搓了两下。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知道——唐维年怕的人不多。那个人是其中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
你能描述他吗?苏念问。
花白头发。戴眼镜——不是那种大框的,是很细的、没有边框的那种。穿西装。走路的时候背挺得很直,步子不大但很稳。说话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在听。
花白头发。无框眼镜。深色西装。
贺远山。
沈墨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他没有说出这个名字——现在不是说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