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是早上六点四十二分从省城东站发的。

沈墨在候车厅的自动售货机前买了两瓶矿泉水和一袋面包。面包是那种超市里最便宜的切片白面包，塑料袋上印着一个笑得过于灿烂的卡通厨师。他把面包和水递给苏念的时候，苏念看了一眼那个卡通厨师，什么都没说，撕开袋子吃了一片。面包是干的，嚼起来像在嚼纸板，但她吃完了一整片，又拿了第二片。

候车厅里人不多。早班高铁的旅客大多是出差的——深色公文包、深色外套、手里端着纸杯咖啡、脸上带着没睡醒的倦意。有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拖着一个蓝色的行李箱，箱子上贴满了卡通贴纸，轮子在光滑的地板上滚出咔咔的声响。沈墨看了那个小男孩一眼——他在想林小雪。十九岁被骗进度假村的时候，她可能也拖着一个行李箱。也许箱子上也有贴纸。也许没有。

检票口开了。他们跟着人流走过长长的通道，脚步声在封闭的空间里混成一片模糊的嗡嗡声。三月初的清晨，天刚蒙蒙亮，站台上的冷风从缝隙里灌进来，带着铁轨特有的那股金属味——冷的、硬的、有一点点锈。苏念把外套的拉链拉到了下巴，她怕冷，尤其是手。沈墨注意到她的指尖在口袋里缩着，但她没有说冷。她从来不说冷。

他们坐在靠窗的位置。三月的清晨天刚亮透，铁轨两边的田野还笼着一层薄薄的雾。高铁加速的时候，雾被气流撕开了，露出底下绿油油的麦田和灰白色的村庄。远处有一条河，河面上浮着雾气，像是有人在水上铺了一层纱。沈墨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往后退——一棵树，一座桥，一片水塘，一个站在田埂上抽烟的老农。所有的东西都在往后退，只有他们在往前走。

车厢里的暖气开得很足，空气干燥，带着一股座椅皮套和清洁剂混合的味道。旁边坐着一个戴耳机的年轻人，头靠在窗玻璃上睡着了，嘴巴微张，耳机里隐隐传出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再远一点，有个中年男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但沈墨还是听到了几个词——。普通人的普通日子。

苏念在看手机。她打开了一个文件夹——标注着的文件夹，里面是她这几个月零散收集的信息。不多，散落在不同的新闻报道、企业公示和法律论坛帖子里，像是一幅拼图的碎片，单独看每一片都不起眼，但拼在一起开始显出轮廓。

恒泰律师事务所，成立于2008年，注册地省城高新区。苏念念出来，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沈墨能听到。她把手机屏幕微微偏向他，让他能看到上面的文字。创始合伙人两个——贺远山，方敏华。贺远山是主任律师，方敏华是高级合伙人。事务所规模中等，二十多个律师，但代理的案件级别很高——很多是省级以上的刑事案件。

贺远山。沈墨重复了一下这个名字。昨晚在凌晨的黑暗中第一次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它还只是一张名片上的三个字。但现在，在高铁的日光灯下，这三个字开始有了重量。

我查了他的公开信息。五十八岁，省政协委员，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简历很漂亮——政法大学毕业，早年在省检察院工作过三年，然后下海做律师。代理过几起全省有影响力的案件，都赢了。媒体上的形象是法律界的良心苏念说到最后四个字的时候，语气没有任何变化，但沈墨听出了底下那层薄薄的讽刺——像是一层冰，透过去能看到下面的冷。

法律界的良心沈墨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苦涩的抽搐。方正阳在被抓之前也是江城的良心企业家。唐维年是临江县模范纳税人。这些人都有一张光鲜的壳，壳做得越精致，里面藏的东西就越脏。

方敏华呢？

四十五岁，法学硕士，贺远山的学生。2008年跟贺远山一起创办恒泰，一直是二把手。她代理的案件以经济类为主——合同纠纷、知识产权、企业并购。但唐维年案的辩护是她亲自上的。苏念把手机翻到另一个页面。庭审那天我仔细看过她——她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专业，语速控制、表情管理、跟法官的眼神交流，每一个细节都经过训练。但有一个动作——她在等待法官发言的时候会下意识地摸左手的无名指。那个位置以前应该戴过戒指，现在没有了。习惯性的安抚动作。她在掩饰紧张。

沈墨看了苏念一眼。她把庭审当成了一次临床观察——不只是在听律师说了什么，是在看她的身体在说什么。

一个做经济案件的律师，亲自去辩护一个组织卖淫案。沈墨说。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苏念把手机锁了屏，靠在座椅上。除非唐维年不是她的，而是她的老板的客户。贺远山派她去的。

高铁进了一个隧道，窗外突然黑了。车厢里的灯亮着，但那种突然的黑暗还是让人有一瞬间的不适——像是有人在你眼前合上了一扇门。三秒钟后，高铁冲出隧道，阳光猛地灌进来，沈墨眯了一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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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在早上五点回了消息。两条。沈墨昨晚——不，今天凌晨——发出去的消息，周明大概四点多就看到了。这个人的睡眠时间跟猫一样——短，浅，随时能醒。

第一条：浙江的同事已经出发，预计八点到安置点。林小雪先不要动，等我们的人到了再说。

第二条：恒泰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贺远山。我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在郑宏达案的卷宗里出现过。郑宏达的手机通讯录里有贺远山的号码，备注是贺律师。两人在过去三年里通话四十七次。

沈墨把这条消息给苏念看。苏念看完之后沉默了几秒，她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食指先，中指后，间隔半秒。思考的时候的习惯。

四十七次。她说。一个退休的公安局副局长，跟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三年通话四十七次。平均每个月一次多。不是逢年过节的问候频率——太高了。也不是日常业务的频率——太低了。这是一种维护关系的频率——定期确认，保持联络，但不过于频繁以免留下痕迹。

郑宏达需要法律咨询？

郑宏达需要的不是法律咨询。苏念的目光落在窗外飞速后退的电线杆上。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闪过，像是一个人在快速翻书。他需要的是法律保护。贺远山给他提供的不是怎么打官司的建议，是怎么不被抓的方案。

沈墨没有再说话。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看着屏幕上周明那两条消息。两条消息，几十个字，但它们在他脑子里打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一个比唐维年案更大、更深、更黑的东西。唐维年是门上的锁。郑宏达是门后面的第一个房间。而贺远山——贺远山可能是整栋楼的地基。

窗外的风景变了。田野变成了厂房，厂房变成了居民楼，居民楼越来越密，越来越高。他们在接近杭州了。

杭州东站。上午九点十五分。

出站口人很多——拖着行李箱的旅客、举着接机牌的司机、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几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在笑闹着拍照。空气里有一股混合的味道——咖啡、面包、行李箱轮子碾过地板的橡胶气味、以及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一丝桂花香。杭州的三月不该有桂花——大概是哪个店铺的香薰。

沈墨和苏念穿过人群，在出站口的D柱旁边看到了一个人——三十岁出头的女人，短发，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冲锋衣，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她站的位置很讲究——背靠柱子，面朝出站口，左右两边都有退路。不是随便选的位置。是一个做过很多次工作的人选的位置。

沈墨？女人走过来。她的目光在沈墨和苏念之间扫了一下——先看沈墨的手，再看苏念的眼睛。然后伸出手。我是张姐。姐妹互助的。昨天电话里说过的。

沈墨握了一下她的手。张姐的手很干，指节粗大，手心有茧——不是办公室的手，是做过体力活的手。搬东西的茧，洗衣服的茧，扶着哭泣的人的茧。

林小雪怎么样？

没睡。张姐的脸上有明显的疲惫——眼袋很深，嘴角往下耷拉着，但眼睛是清醒的，带着一种沈墨在很多基层民警身上见过的东西——疲惫但不涣散，困倦但不松懈。她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没睡。我让她吃了点东西，她吃了半个馒头就吃不下了。喝了点水，但水杯一直端在手里不放——不是渴，是需要抓着一个东西。她看了苏念一眼。你是心理咨询师？

苏念说。

那好。张姐的语气松了一点——不是完全的松，是从高度警惕降到了谨慎信任她需要你。她的状态……不太好。不是身体不好——身体就是瘦、没精神、黑眼圈重得跟画了烟熏妆一样。是那种随时准备跑的状态。像一只被追了三年的兔子，耳朵一直竖着，腿一直绷着。你跟她说话的时候动作要慢，声音要轻。不要突然站起来，不要突然伸手——她会吓到。门开着的时候她能说话，门关了她就不行——所以我一直把门开着一条缝。

苏念点了一下头。我明白。

张姐说我明白这两个字的时候，苏念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沈墨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评估张姐。不是怀疑，是判断。判断张姐对林小雪的了解程度，判断她提供的信息是否准确。苏念信任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她不是先信任再验证，是先验证再信任。

张姐开车带他们去安置点。车是一辆旧的五菱宏光，后座的皮套裂了几道口子，用胶带粘着。车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不是医院那种刺鼻的消毒水，是84消毒液兑水之后残留的味道。方向盘上套着一个磨得发亮的绒布套，后视镜上挂着一串木珠——不是装饰，是佛珠，珠子已经被手指盘出了包浆。

姐妹互助做了多久了？苏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看着窗外。

七年。张姐说。她开车的姿势很稳——两手握方向盘的九点和三点位置，视线在前方路面和后视镜之间规律地切换。一开始是几个人的微信群，后来慢慢变大了。我们没有注册、没有办公室、没有经费。就是几个经历过事情的女人，帮其他经历过事情的女人。找房子、找工作、帮着办身份证、陪着去医院、半夜三点接电话——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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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接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