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念的计划并不复杂,但需要精确。
她从沈墨的桌子上拿起那部手机——就是那部被恒泰监听的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她看到时间是下午四点十七分。工作室里很安静,窗外巷子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隔壁包子铺的蒸笼正往外冒白气,蒸汽飘到半空就散了,带着一股面粉发酵后的酸甜味。
沈墨坐在前台桌后面,手里捏着一支笔,笔帽早就不知道丢哪儿去了。他看着苏念拿起手机,没有说话,只是微微把椅子往后挪了一点,好像要给她腾出一个表演的舞台。
苏念拨了周明的号码。
响了两声,周明接了。他事先知道这通电话的内容——苏念上午跟他说过:今天下午会用被监听的手机打一个电话,需要他配合。周明问了一句你确定贺远山的人在听?苏念说确定。韩冰那边已经确认了,这部手机的信号一直在被截获,恒泰的技术团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监控着这个号码的所有通话和短信。
周明,我查到了一个情况。苏念开口了。她的语气带着一种被压住的兴奋——不是那种假惺惺的夸张,而是调查人员真正发现重要线索时才有的那种声音,喉咙微微收紧,语速比平时快了半拍。苏念知道怎么演。她在心理学的训练中学过微表情和语音控制,知道什么样的情绪是真实的,什么样的是表演的——更重要的是,她知道怎么让表演看起来像真实。
什么情况?周明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恰到好处的好奇。
方敏华。恒泰高级合伙人。苏念说。她有一个女儿,叫方晓晴,十七岁,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读高中。国际学校,学费一年折合人民币差不多三十万。
三十万一年,方敏华的正常收入够不够?
恒泰合伙人的年薪大概在八十万到一百二十万之间。养一个在温哥华读国际学校的女儿——如果只算学费和生活费,够是够的,但很紧。苏念的手指轻轻敲了一下桌面,像是在翻阅面前并不存在的资料。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学费的支付来源。我让韩冰查了方晓晴在温哥华那所学校的缴费记录——学费不是从方敏华的个人账户转出去的。是从一个叫远山教育基金的账户打过去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拍。周明在配合这个节奏。
远山教育基金。周明重复了一遍,像是在消化这个名字。
远山。苏念加重了这两个字。贺远山的。我让韩冰继续往下查——这个基金的注册地在香港,名义上是一个教育慈善基金,资助优秀学生海外留学。但实际上,基金的资金来源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恒泰律师事务所的特殊业务收入。换句话说——方敏华女儿的学费,有可能是犯罪所得。
这条线有多确定?周明问。
韩冰还在核实最后几层资金流转,但初步来看链条很清楚。苏念的声音稍微降了一点。你知道加拿大那边对洗钱查得有多严。如果学费来源被认定为犯罪资金——不只是方敏华会有问题,她女儿的学生签证也会出问题。加拿大移民局一旦启动调查,方晓晴可能面临签证撤销、遣返、甚至列入金融黑名单。十七岁的孩子,这辈子的履历上就会有一个洗钱调查的标记。
先别急。周明说。声音沉稳,带着一个老刑警该有的谨慎。这个信息先不要提交给加方。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实。而且——方敏华是恒泰的高级合伙人,如果要通过她女儿来施压,得有充足的法律依据。
我知道。我没打算现在就提交。苏念说。但这条线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方敏华的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如果她知道女儿的学费来源正在被调查,如果她意识到继续跟着贺远山会把女儿也拖下水……她的态度可能会不一样。
周明说。先收着。等韩冰那边的结果出来再说。
苏念挂了电话。
她把手机放回沈墨的桌上,然后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块黑掉的屏幕。手机的塑料外壳上沾了一层薄薄的指纹油脂,在窗户透进来的光线下泛着一点微弱的反光。
工作室里安静了大概有十几秒。窗外传来一声汽车喇叭,远远的,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声音。
现在等。苏念说。
沈墨把手里那支没有笔帽的笔放下了。笔滚了两下,碰到桌沿停住。你觉得贺远山听到之后会怎么做?
他会告诉方敏华。苏念走到窗边,用两根手指拨开百叶窗的缝隙,往外看了一眼。巷子里,包子铺的老板娘正在擦柜台,动作很慢,像是在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贺远山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查我们,而是通知方敏华。他会说——有人在查你女儿的学费来源,你小心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他控制方敏华的方式。苏念松开百叶窗,转过身来。贺远山不是那种直接威胁你的人。他不会说你不听话我就毁了你。他的方式更高级——他让你觉得你需要他。外面有人在查你女儿,只有我能保护你。你看,你离开我就完了。这种控制比威胁更有效,因为被控制的人甚至不觉得自己在被控制——她以为她是在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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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想了几秒。但你赌的是方敏华不会这么想。
我赌的是方敏华已经不这么想了。苏念说。她靠在窗框上,双臂抱在胸前。窗户的金属框架有点凉,隔着风衣的薄布料贴在后背上,那一小块凉意让她的思维更清楚了。钱志国的事——差点在看守所被毒死——这件事方敏华一定知道了。贺远山不可能瞒住她,因为钱志国是她的同事,是负责人,他出事整个恒泰内部都会传。方敏华知道贺远山连自己人都杀。她心里已经有了裂缝。我今天这通电话——不是在制造裂缝,是在往裂缝里灌水。
灌水。沈墨重复了一遍。他抬起头看着苏念,路灯还没亮,工作室里的光很暗,苏念的脸有一半藏在阴影里。然后等裂缝裂开。
然后等她自己找上门来。
苏念从窗框上直起身子,走到茶几旁边,拿起那个白瓷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有一股放久了的寡淡。她皱了一下眉头,把杯子放回去。
最难的部分不是让她来找我。她说。最难的部分是——等她来了之后,让她说出她愿意说的话。方敏华是律师,做了十七年,她比任何人都知道说出去意味着什么。她不是普通的证人,不是陈小月那种被吓坏了的小女孩,也不是钱志国那种被系统抛弃之后走投无路才开口的人。她是一个清醒的、理性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让她开口——不能靠威胁,不能靠利诱,得让她自己做出选择。
怎么做?
苏念低头看着茶几上那个白瓷杯。杯壁上有一圈淡黄色的茶渍,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留下的。
找到她最在乎的东西。她说。然后让她自己看清楚——如果她不做选择,她最在乎的东西会怎样。
沈墨没再问了。他认识苏念够久了,知道她说的时候,就是真的在等。不是无所事事地等,是猎人蹲在草丛里、眼睛盯着猎物可能出现的方向、一动不动地等。
等待的时间比苏念预想的短。
第二天下午,苏念在整理工作室的档案柜。档案柜是老式的铁皮柜子,抽屉拉出来的时候会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像有人拿指甲刮黑板。她正把一叠旧的咨询记录按日期重新排列,前台桌上的座机响了。
沈墨当时坐在前台后面——他这几天一直在工作室里,名义上是帮苏念整理资料,实际上是随时待命。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省城的固定电话号码,八位数,不在通讯录里。
苏念从档案柜旁边走过来,拿起了听筒。
请问是苏念女士吗?
女声。中年人,四十多岁。嗓音不高不低,那种被职业训练打磨过的嗓音——每个字的咬字都很清楚,句尾不拖音,说话的时候气息很稳。但苏念听出了底下的东西。那种稳是撑出来的,像一面墙——看起来结实,但你贴上去听,能听到墙后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我是。苏念的声音很平。她用肩膀夹着听筒,腾出两只手,一只手在裤兜里摸到了一支笔,另一只手拉过前台桌上的便签纸。
我是方敏华。恒泰律师事务所的。
苏念的手指在笔杆上收紧了一下。很小的动作,只有一瞬间。然后她的手指松开了,握笔的姿势变得正常。她没有转头去看沈墨——但她知道沈墨在看她。
方律师。苏念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你见一面。方敏华说。私下的。不代表事务所,不代表任何人。只是我个人……我想跟你谈谈。
方敏华说我想跟你谈谈的时候,那个的尾音往上挑了一点。如果是正常的商务沟通,这个词应该是平的、干脆的。但方敏华的有一丝犹豫——像是一个站在跳板上的人,已经迈出了一只脚,但另一只脚还粘在板子上。
谈什么?苏念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不长,两秒左右。苏念的耳朵贴着听筒,能听到方敏华的呼吸。吸气,呼气。吸气的时间比呼气短——这是一种典型的紧张呼吸模式。方敏华在控制自己的声音,但她控制不了呼吸的节奏。
谈我女儿。方敏华说。
三个字。声音很轻,像是从喉咙最深的地方挤出来的。
苏念用眼角的余光看了沈墨一眼。沈墨坐在前台桌后面,手里的笔停在半空中,眼睛看着苏念。他微微点了一下头——非常小的幅度,如果不是苏念在看他,根本注意不到。
苏念说。时间和地点你定。
明天下午三点。省城图书馆。二楼阅览室。方敏华说。语速比刚才快了一点,像是怕自己反悔似的赶紧把这句话说完。我一个人来。希望你也一个人。
电话挂了。忙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嘟——嘟——嘟——,每一声之间隔着一秒钟的沉默。苏念把听筒放回座机上。塑料碰塑料,发出一声轻响。
她站在前台桌旁边,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开始敲桌面。一下,两下,三下。不急不慢,像节拍器。这是她思考的时候才有的习惯动作——沈墨见过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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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了。沈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