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二日。天刚亮的时候沈墨就醒了。

工作室二楼的窗帘拉着，但缝隙里漏进来的光已经很亮了——五月的天亮得早，五点出头太阳就出来了。他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外面的声音。巷子里有人在走，脚步很轻，大概是包子铺的刘婶起来和面了。远处有一声公交车的喇叭，然后是一阵鸟叫，叽叽喳喳的，不知道是什么鸟，叫得很急，像在赶什么似的。

他翻了个身，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手机。五点十八分。闹钟还没响。

今天开庭。

他闭上眼睛又躺了两分钟，脑子里过了一遍今天要做的事。没什么要做的。他不是检察官，不用准备证据；不是律师，不用准备辩词；不是法官，不用审判谁。他就是一个旁听者。坐在旁听席上，看着。

但他还是睡不着了。

他起来洗了把脸，水很凉，激得眼皮跳了一下。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睛下面有点青，这几天没睡好。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脑子停不下来。每天晚上躺下去之后就开始想，想贺远山在被告席上会是什么样子，想检察官会怎么排列证据，想辩护律师会从哪个角度切入。这些事情跟他无关了——案子移交给了最高检，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他还是会想。

穿了一件深色的夹克。不是西装——他很久没穿过西装了，衣柜里那套灰色的西装还是当年在刑侦队参加表彰大会时买的，袖口有点起球了。夹克就行。今天不需要正式，今天只需要在场。

苏念六点半到的工作室。她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风衣，头发扎成了低马尾，刘海用发卡别在耳朵后面。她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不是为了记录庭审。她走到哪儿都带着笔记本，这是习惯，改不了了。

吃了吗？苏念问。

巷口有个卖煎饼的，我给你买了。她从包里掏出一个油纸袋递过来。煎饼还热的，隔着纸袋都能闻到葱花和酱的味道。沈墨接过来，咬了一口。面皮有点硬，鸡蛋煎老了，但吃着踏实。

他们在七点四十出了门。

省城中级人民法院在老城区。一栋九十年代建的灰色建筑，正门上方挂着国徽，国徽下面是省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几个金色大字，字的边缘有些地方漆掉了，露出底下锈红色的金属底色。大楼前面有一个广场，广场不大，种着几棵老槐树，树冠很宽，叶子在五月的阳光底下密密匝匝的，风一吹就沙沙响，洒下一地碎碎的光斑。

八点不到，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

记者最多。沈墨粗略扫了一眼，法院大门外面的警戒线后面至少挤了上百号人。长枪短炮架成一排，摄像机的红灯亮着，话筒杵在前面，有几个记者蹲在地上调试设备，有几个站着对着镜头做预演，嘴唇在动，但声音被广场上嘈杂的人声淹没了。能进法庭的记者不多——旁听证只发了二十张，但申请的超过了两百个。那些拿不到旁听证的就守在外面，支着三脚架，对着法院大门拍，等庭审结束后第一时间抓画面。

旁听群众也不少。有些是从外地赶来的——网上看了陆鸣的报道，买了火车票就来了。有人举着手机在拍法院的外观，有人在跟旁边的人低声说话，还有人就站在那里，不说话，不拍照，就看着法院的大门，像是要把这栋灰色建筑记到脑子里去。本地人也有，有些认识恒泰律师事务所，有些人甚至曾经是恒泰的客户——他们站在人群里，表情复杂，不知道在想什么。

受害者家属在广场的右侧。法院在那边拉了一道单独的警戒线，旁边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法警。

陈小月没有来。她还在省城的一家心理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医生说她的状态不适合出现在庭审现场。但她的母亲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外套的扣子扣到了最上面一颗，领口很紧，像是怕风灌进去。她的头发花白了，不是那种匀称的白，是一绺一绺的，像被谁用粗笔随手画上去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从眼角一直拉到嘴角，法令纹像两道刀刻。她站在警戒线里面，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陈小月十六岁时的照片。照片不大，用一个透明的塑料套子装着，大概是怕弄脏了。照片里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笑着，露出两颗小虎牙。

张美玲也没有来。她在老家——一个北方的小县城——重新开始了生活。但她托人带了一封信。信很短，写在一张格子信纸上，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写了很久才写完。信是写给法官的。只有一句话：请让正义不再迟到。那张信纸被折成了四折，装在一个白信封里，信封上没有写名字，由一个在省城的亲戚转交给了检察院。

赵芸的丈夫来了。沈墨是在广场的角落里看到他的——他几乎要错过。一个六十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站在一棵老槐树底下，双手插在口袋里，不说话，不看别人，只是看着法院的大门。他的脸比沈墨上次见到他时瘦了，两腮塌下去一块，颧骨撑在那里，像两块石头。眼睛下面的皮肤是暗黄色的，有眼袋，很深。他大概是昨晚没怎么睡——或者很多天都没怎么睡了。赵芸走了之后，他就是一个人了。

小主，

沈墨想过去跟他说句话。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说什么呢？说今天开庭了？他知道。说会有结果的？他也知道。说赵芸在天有灵会欣慰的？这种话沈墨说不出来。他不擅长安慰人——以前在刑侦队的时候就不擅长，现在也不擅长。每次面对家属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嘴笨得像一块木头，所有的话在脑子里转了三圈，到了嘴边全变成了废话。

他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儿。赵芸的丈夫也看到了他——两个人的目光碰了一下。赵芸的丈夫微微点了一下头。很轻。就点了一下。然后他把目光移回了法院的大门。

沈墨也点了一下头。

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说了。

八点十五分，他们到了法院门口。安检很严格——两道安检门，手持金属探测器从头扫到脚，包要过X光机。沈墨把夹克口袋里的零钱和钥匙掏出来放进塑料筐里，苏念把笔记本打开让安检员翻了一遍。

过了安检之后他们在大厅里遇到了周明。

周明穿着正式的警服。肩章、胸徽、领花，全部佩戴整齐，皮鞋擦得很亮，裤线笔直。他今天不是以省公安厅督察处处长的身份来的——是以案件主要侦办人的身份来的。他的位置在前排，跟检察院的人坐一起。

来了？周明的声音不大，在大厅的嘈杂里几乎被淹掉。

沈墨点了一下头。

准备好了？周明看了他一眼。

准备好了。

周明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就是动了一下。那就进去吧。

他们上了三楼。省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最大的一个，能容纳一百五十人。今天坐满了。

旁听席分成了几个区域。媒体区在左边，十来个记者坐在那里，有的在翻笔记本，有的在调试录音笔。受害者家属区在右边，陈小月的母亲被安排在第一排，那张照片放在膝盖上，她的手一直按着，像怕它飞了似的。普通旁听区在中间，座位之间挤得很紧，椅子是那种硬木的折叠椅，坐上去会咯吱响一下。

沈墨和苏念坐在普通旁听区的第三排。椅子果然咯吱响了。苏念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打开了，又合上了。韩冰没有来——他在技术科继续分析数据，那4.9TB的东西到现在还没完全吃透。

周明坐在前排。从沈墨的位置看过去，能看到他笔直的后背和肩章上的星。

陆鸣坐在媒体区。他是拿了旁听证进来的，但今天他没带录音笔，没带相机。他就带了一支笔和一个本子。他不是来采访的——他是来看结果的。三年了，从一个人追着线索在死胡同里撞墙，到最后走进这间法庭。他需要亲眼看到。

法庭的布局很标准。审判台在最前面，高出地面半米多，三把黑色皮椅并排摆着，后面的墙上挂着国徽。审判台下面是书记员的位置，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桌上摞着厚厚的案卷。左边是公诉人席——最高检派来的检察官已经坐在那里了。右边是辩护人席，贺远山的辩护律师也到了。

沈墨看了辩护律师一眼。五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整齐，花白的，发际线退了不少。黑色的律师袍穿在身上，领口的白色衬衫扣到了最上面一颗。表情严肃，嘴唇抿成一条线。他面前摆着一摞文件，很厚，至少有三四百页的样子。从北京飞来的——全国排名前十的刑辩律师。能请动这种人，贺远山就算进了看守所也有他的路子。

被告席在法庭的中间偏右。一把固定在地面上的金属椅子，前面有一个半人高的围栏，栏杆是不锈钢的，擦得很亮。

八点五十五分。法庭的侧门开了。

两个法警把贺远山带了进来。

他穿着看守所的灰色囚服——没有领子，没有口袋，胸前印着一行编号，数字是黑色的，印在灰布上很显眼。他的头发比一个月前乱了不少——花白的头发不再是一丝不苟的样子，有几根翘在额头前面，没人帮他打理。无框眼镜还在，但镜片上多了一道细微的划痕，不知道是在看守所里磕的还是摔的。他的脸瘦了。颧骨比以前更突出了，法令纹更深了，下巴上冒出一层灰白色的胡茬——看守所大概每周只给剃一次。

但他走路的姿势没变。背挺着，步子不快不慢，法警在两边扶着他的胳膊，他走得像是自己在走，不是被人带着走。

他走进法庭的时候，一百五十个人的目光同时落在了他身上。沈墨能感觉到整个法庭的空气紧了一下——不是物理上的，是那种所有人同时屏住呼吸的感觉。旁听席上的窃窃私语突然消失了，连椅子的咯吱声都没有了。安静得能听见贺远山的鞋底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声音——橡胶鞋底，很轻的一声一声，像某种计时器。

贺远山的目光扫过了旁听席。很快，像一台扫描仪扫过一个房间。从左到右，从前排到后排。他的目光在陆鸣身上停了不到半秒——陆鸣坐直了身体，手里的笔攥紧了。然后他的目光继续移动，在周明的后背上滑过，最后落到了沈墨身上。

小主，

一秒。

只有一秒。

那一秒里沈墨看到了贺远山的眼睛。跟监控画面里看到的不一样——隔着屏幕和直面不是一回事。监控画面里的贺远山的眼睛像两面干净的镜子，但此刻，在法庭的日光灯下，距离不到十五米，沈墨看到的不是镜子。是两口很深的井。表面很平静，底下有什么在动，但看不清楚。

然后贺远山移开了视线。坐到了被告席上。法警给他解开了脚镣——庭审时不戴脚镣，这是规定。他把双手放在围栏上，十指微微交叉，姿势跟在提审室里一模一样。

九点整。审判长敲了法槌。那一声闷响在法庭里回荡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被一锤子钉进了墙里。

现在开庭。

庭审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是公诉人的举证。

最高检派来的检察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性。中等身材，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深蓝色的检察官制服。她站起来的时候，法庭里的目光从贺远山身上转到了她身上。她不紧不慢地打开面前的卷宗，先喝了一口水——白色的纸杯，水大概是凉的，她喝完之后把纸杯放到了桌角，没有再碰。

然后她开口了。

审判长、审判员。公诉机关现就被告人贺远山涉嫌犯罪的事实与证据进行举证。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一个字的声母韵母都咬得干干净净，像是用刀在石板上刻字。没有废话，没有修辞，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渲染。她就是在陈述——但那种陈述本身就比任何渲染都有力量。

她从保险箱的数据开始。

4.9TB。这个数字在之前的报道里已经被反复提过了，但当它被检察官在法庭上正式念出来的时候，沈墨还是觉得那个数字沉甸甸的，像一块石头压在法庭的空气里。4.9TB的数据，被韩冰的团队和最高检的技术部门联合整理，最终浓缩成了一份长达三百页的证据清单。三百页。A4纸，五号字，单面打印，摞起来有三指厚。每一项证据都有编号，有来源，有内容摘要，有法律意义的说明。

检察官用投影仪把关键证据投到了法庭侧面的大屏幕上。屏幕很大，两米多宽，白色的幕布在灯光下有一点泛黄。投影仪嗡嗡地转着，风扇的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法庭里听得很清楚。

第一组证据是合同。

屏幕上出现了一份扫描件——恒泰律师事务所跟客户签的法律服务合同。合同的封面很正式，恒泰的logo在左上角，下面是合同编号、签订日期、甲方乙方。翻到第二页是正文——标准的律师委托合同，语言规范，格式工整，跟任何一家正规律所的委托合同没什么区别。

但检察官翻到了附件。

请法庭注意，合同的附件部分。她用激光笔在屏幕上画了一个圈。附件三，标题为特殊服务条款

屏幕上放大了那份附件。字很小，打印的，跟正文用的不是同一种字体——正文是宋体，附件是仿宋，像是刻意做出区分。条款列了四项，每一项都用了一个听起来很正常的名字，但检察官一项一项地了。

第一项，证人管理检察官的声音没有变化，还是那种冷静的、不带感情的陈述。在恒泰的内部操作中，证人管理的含义是——让证人翻供，或者让证人消失。

法庭里有人倒吸了一口气。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环境里像针掉在地上。

第二项，证据优化。实际含义是——销毁或伪造证据。第三项，司法协调。实际含义是——贿赂法官和检察官。第四项，善后处理

检察官停了一下。她把激光笔关掉了，抬头看了一眼贺远山。

善后处理的实际含义，是灭口。

沈墨看着贺远山。贺远山坐在被告席上，面朝前方，没有看屏幕，也没有看检察官。他的表情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像是检察官在念的东西跟他无关，像是那份合同上的签名不是他写的。但沈墨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的左手拇指在无名指的指甲盖上轻轻刮了一下。很轻。如果不是沈墨一直盯着他的手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检察官一共展示了十七份合同。每一份都有贺远山的签名——不是电子签名，是手写的，用的黑色钢笔，笔迹遒劲，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贺远山连签名都一丝不苟。

投影仪切换到了下一组证据。

录音。

法庭里的音响发出一声轻微的电流噪音，然后声音出来了。

第一段是贺远山跟赵建华的通话。赵建华的声音沈墨听过——在数据分析的时候韩冰播放过，一个偏低沉的男中音，说话带着点本地口音，但又刻意在压。录音里赵建华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跟朋友聊天。

老贺啊，有个事。赵建华说。

你说。贺远山的声音。比赵建华的平稳得多。

上次那个案子，检察院那边有点麻烦。你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费用好说。

什么案子？

就那个，上个月跟你提过的。文昌区的那个案子。

小主，

我记得。多大的麻烦？

不大。就是有个证人不太配合。

证人的事我来处理。费用——

费用不是问题。你开个数就行。

通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录音里最后有一声，然后是沉默。法庭的音响又发出了一声电流噪音，像是在叹气。

检察官没有评论这段录音。她不需要评论。录音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一个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在电话里跟一个律师讨论怎么处理证人，讨论费用。

第二段录音是贺远山跟周建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