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桂芳住在城西的一个退休教师宿舍区里。

宿舍区是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四层，没有电梯。比幸福里强一点——至少楼道里有人打扫，墙上刷过漆，楼梯扶手虽然旧了但没有断。一楼入口处立着一块黑板，粉笔写着本周卫生值日表通知：暖气费请于本月20日前缴清。黑板下面靠着几辆自行车和一个锈了半边的铁架子，上面摆着几盆绿萝，叶子蔫了一半，但还活着。楼道里弥漫着一股煮面条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这种味道在退休教师宿舍区是常年不散的，像一件穿旧了的毛衣，贴着整栋楼的皮肤。

老蔡——钱秀英的退休同事蔡桂芳——在宿舍区联系册上的名字后面注着原二中语文教研组。和钱秀英一个学校。

沈墨上午九点到的。他一个人来的。陆晚晴留在工作室整理明德中心的观察笔记——昨天从那个精神卫生中心出来之后，她写了将近六页纸，铁门上两个字的照片被她打印出来贴在软木板上，旁边是三号楼的外观手绘草图。她同时在等韩冰转发周明帮忙调取的钱秀英案出警记录。

今天外面很冷。一月份的风像是带了砂纸，从脸上刮过去的时候能感觉到细微的疼。沈墨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挡住了下巴。

二楼右拐第三间。门上贴着一个红色的福字，已经褪成了粉色，边角翘起来一小片，底下的木门板露出深褐色的纹路。沈墨敲了三下。

里面有拖鞋蹭地板的声音，然后是一声不高不低的。

开门的是一个瘦高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一丝不苟地别在脑后，露出线条清瘦的面颊。她戴一副老花镜，镜片上有几个指纹印子。穿一件灰色的毛线外套，外套的前襟上别了一枚银色的胸针——是一本微缩的书的形状，大概只有指甲盖那么大，做工精致，书脊上还能看到刻出来的纹路。

请问是蔡桂芳蔡老师吗？

我是。你是？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像在黑板上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板书。

沈墨递上名片，说明了来意——他在调查一些和钱秀英有关的事情，想了解她的情况。没有说太多细节。这种场合说太多反而不好——会让人觉得你有预设立场。

蔡桂芳接过名片，翻到正面看了看，又翻过来看背面，然后抬起头，隔着老花镜看沈墨的脸。

她的目光和孙秀珍不一样。孙秀珍的目光是警惕中带着好奇，像一只在门口探头的猫——想知道来人是谁，但随时准备缩回去。蔡桂芳的目光是沉稳中带着审视，不急不缓地从沈墨的眼睛扫到嘴角，再扫到他递名片的手指——像是在批阅一篇作文，不光看写了什么，还看怎么写的。

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的区别。数学老师看的是数字对不对，语文老师看的是话里有没有别的意思。

进来吧。她让开了门。

蔡桂芳的家比孙秀珍家大一些，多了一间书房。书房的门敞着，从客厅能看到里面一面整墙的书架，塞满了书——不是那种装样子的摆设，是真的在看的书。有些书脊上贴着手写的标签，红墨水的那种，字很小但很端正。有些书露出了夹在里面的便签纸角，粉的黄的白的，像书页间长出来的小花。

客厅不大，家具也不多，但擦得很干净。地板是老式的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深红色的旧地毯，地毯的边缘已经磨毛了。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版本，深红色封面，已经翻得书脊开裂了。旁边是一只青花瓷杯，杯口冒着热气，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茉莉花茶的味道。沈墨进来的时候她正在喝茶看书。

蔡桂芳指了指沙发，转身走到厨房给他倒了杯水。不是茶——是白开水。透明的玻璃杯，灌得满满的，水汽在杯壁上凝成了一层薄雾。给陌生人喝白开水，给自己喝茶。分得很清。沈墨心里记下了这个细节——这是一个有分寸的人。

蔡老师，您和钱秀英老师是什么关系？

同事。同一个学校，不同教研组。我教语文，她教数学。认识了快四十年——从二十多岁分到二中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桂芳坐在沙发上，两只手叠着放在膝盖上。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咬字清晰，尾音收得干干净净——教了一辈子朗读的人有这个习惯，每个字都像是从嘴里摆正了再放出来的。

你们退休之后还经常联系吗？

不算特别经常。一个月见一两次吧。她住城东，我住城西，隔得远，公交要倒两趟。但每年过年会聚一次——我们几个退休的老教师，四五个人，去某一家吃顿饭，打打牌。她停了一下，手指在膝盖上不自觉地动了动。最后一次见她是2022年的国庆节。她来我这里坐了一下午。

那次她说了什么？

蔡桂芳的表情变了一点。不是变差了——是变深了。像一潭原本泛着微波的水，表面的波纹忽然消失了，露出下面更暗、更沉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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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找我是有事的。蔡桂芳说，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不是串门。她带了一个东西。

沈墨的手在笔记本上停了一下。笔尖按在纸面上，留下了一个比正常略深的墨点。

什么东西？

一个U盘。

沈墨微微前倾了一下身体。动作幅度不大，但足够蔡桂芳注意到——她的目光在他的上身停了一秒，然后收回来。

她说她把日记做了电子备份。蔡桂芳的声音平稳得像在念课文——那种语文老师特有的平稳，不是因为不在意，而是因为太熟练，知道怎样控制声音才能让每个字都送到听的人耳朵里。她说她怕丽华把她的纸质日记找到了扔掉，所以她用手机把每一页都拍了照，存在一个U盘里。她让我帮她保管。

她为什么找你保管？

蔡桂芳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要笑的那种动——是要说一句很重的话之前的那种微调。

她说她不信任身边的人了。邻居孙秀珍人好但胆子小，万一钱丽华找上门她扛不住。亲戚里面没有靠得住的——她那些亲戚都跟钱丽华一条心，知道三套拆迁房的事，一个个都巴不得凑上去分点好处。所以她想到了我。

蔡桂芳的嘴角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苦涩的弧度，像一个写到悲剧结尾的句号。

她说——蔡桂芳把声音又压低了一点，好像在转述一句不应该被第三个人听到的话。桂芳，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硬的一个。丽华不敢找你的麻烦

你收了？

收了。一个小小的U盘，黑色的，比我的拇指指甲还小。她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密封袋外面用马克笔写了日期——2022年10月1日。字迹很端正，一看就是数学老师写的——横平竖直，阿拉伯数字写得比中国字还标准。

她停了一下。

我把它放在了书房的抽屉里。

沈墨的心跳快了半拍。他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在手腕内侧跳动——但他没有让脸上的表情有任何变化。做了这么多年刑侦的人，脸上的肌肉是受过训练的。

这个U盘现在还在吗？

蔡桂芳看着他。

那个看着他的目光持续了大概五秒钟。不长也不短——刚好够一个语文老师从头到尾读完一句完整的长句子。沈墨能感觉到她在衡量——不是衡量说不说实话，她不像是一个会说假话的人——而是衡量说了实话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个实话说出去，会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

不在了。

三个字。掉在地上像三块石头。茶几上那杯茉莉花茶的热气还在袅袅地升，房间里暖气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窗外有小孩子在楼下喊了一声什么——但这三个字落下去之后，所有的声音都像是退远了一步。

被人取走了？

蔡桂芳的手从膝盖上移到了沙发扶手上，五根手指一根一根地收紧了——像是在抓住什么。2023年五月——钱秀英出事大概一个月之后。有人来了。

什么人？

两个人。一男一女。她的眼睛往窗户方向看了一下，好像那两个人现在还站在窗外似的。男的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穿灰色外套，戴一副黑框眼镜，头发打了定型——那种很用力的定型，一根头发都不乱。女的年轻一点，三十出头的样子，穿黑色职业装，领口别了一枚小小的胸针，拎一个棕色的皮包——那种扣子很亮的皮包，擦得锃光锃光的。他们站在我门口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香水味——不重，但很刻意。

蔡桂芳的描述比沈墨预想的详细得多。这不奇怪——语文老师观察人的方式和刑警不同，但精细程度不亚于刑警。

他们说是——她停了一下，嘴唇微微抿了一下，好像在回忆原话。明德心理康复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说钱秀英生前在中心住院期间了一些个人物品，中心正在清理患者遗留物品，希望联系钱秀英的亲友，回收可能属于中心的文件和资料。

沈墨在心里把这句话拆开了。

回收可能属于中心的文件和资料——不是归还患者遗物，而是回收属于中心的文件。措辞上的差别像一把刀的正面和反面：归还是给出去，回收是拿回来。他们不是来还东西的。他们是来拿东西的。

而且——一个精神卫生中心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城西来找一个退休同事？患者的遗物按流程应该交给家属，不应该追到紧急联系人这一层。除非他们要拿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而是某种不能让外人看到的东西。

他们怎么知道找你？

我也问了这个问题。蔡桂芳的眉毛皱了一下——那道皱纹像是在老花镜上方刻了一个小小的字。他们说是从钱秀英的入院登记表上找到的——入院表上有紧急联系人一栏，钱秀英填了我的名字。

沈墨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个信息，同时在心里转了一个弯。

钱秀英的紧急联系人是蔡桂芳。不是女儿钱丽华。

这个细节本身就说明了很多东西——一个母亲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在填写入院登记表的时候，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落笔的瞬间，她没有写自己女儿的名字。她写了一个退休同事的名字。这不是随手填的——入院登记表上的紧急联系人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栏目，因为一旦出了事，医院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这个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