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冰找到宋桂兰用了不到半天。

她没搬远。从城北工业区的老公房搬到了城南郊区一栋农民自建的三层小楼里。红砖外墙，水泥抹缝，一楼房东自住，二楼三楼被隔成了四间出租屋，每间月租五百，包水不包电。公用卫生间在楼梯拐角，铁皮门上锈迹斑斑，关不严实。韩冰是通过退休工资的发放记录查到她的——她每个月去农商银行城南支行取款，最近三个月的取款地点全在城南。韩冰把银行附近三公里内的低价出租房摸了一遍，第二个电话就对上了。

城南兴旺路23号，二楼左边那间。韩冰发来的消息很短。独居。没有固定访客。附近的菜市场摊主说她基本每天下午四五点出来买菜，只买青菜和馒头，从不跟人聊天。

沈墨看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一个母亲。丧子之后独自搬到城南郊区。每天只买青菜和馒头。不跟人说话。

他把消息转给了陆晚晴。

一起去。陆晚晴回了三个字。

下午三点，两个人到了城南。天阴沉沉的，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洗了太多遍的旧抹布搭在城市上面。城南郊区的路面坑坑洼洼，有些地方水泥碎裂了，露出底下黄土色的砂石。路边散落着几家废品收购站，成堆的纸板和塑料瓶摞在墙根下面。一个修车铺敞着卷帘门，里面传出气钻的嗡嗡声。空气里混杂着柴油的辛辣气味，远处有个烤红薯的炉子，甜腻的焦香味被风一阵一阵地送过来。

兴旺路23号。

三层小楼比沈墨想象中更破旧。红砖墙面上有裂纹，像蜘蛛网一样从二楼窗户的边角往下蔓延。一楼的防盗门半开着，门口蹲着一只黄色的土狗，看了他们一眼，没叫，把头缩回到爪子底下继续打瞌睡。

楼梯很窄，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台阶上积了一层细沙，踩上去沙沙响。墙壁上贴着的瓷砖碎了几块，露出底下粗糙的灰色水泥。二楼的楼道灯是坏的——灯泡还在，但拉线断了，摇摇晃晃地挂在天花板上。

二楼左边那间。

门是木门，表面的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纹。漆皮卷曲着翘起来，像干枯的树叶。门上没有猫眼，也没有门铃。门框的底部有一小片发黑的水渍——大概是楼上哪家漏过水。

沈墨敲了三下。力道控制得很轻——不是砸门的力道，是邻居来借东西的力道。

等了大约十秒钟。

门后面有脚步声。很轻，很慢，带着犹豫。走到门背后，停了。

女人的声音。沙哑的，干涩的，带着一种长期不跟人说话之后声带萎缩的质感。沈墨听过这种声音——在审讯室里，那些被关了很久的嫌疑人第一次开口的时候就是这种声音。但宋桂兰不是嫌疑人。她是受害者。她把自己关了起来。

阿姨，我们是晴心寻人工作室的。沈墨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松弛。想问您几个关于宋远明的事情。

门后面安静了。

沈墨能听到呼吸——浅的，快的，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动物。她在害怕。

我不认识什么宋远明。

沈墨看了陆晚晴一眼。陆晚晴微微摇了一下头。意思很清楚——不要逼她，不要硬来。

宋桂兰阿姨。沈墨把语速放慢了一半，像在跟一个随时可能跑掉的人说话。远明是您的儿子。我们不是来找麻烦的。我们也不是那些人派来的。有些事情——您可能一个人扛了很久了。

门后面又安静了。这次更长。长到沈墨几乎以为她不会开门了。他正准备再说一句话的时候——锁转动了。一声干涩的咔嗒，像老骨头在响。

门开了一条缝。

大概十五厘米宽的一条缝。缝里面是半张脸——一只眼睛，棕色的虹膜，眼白上布满了红血丝，像有人拿红色的细线在上面绣了一层网。眼睛下面是颧骨，颧骨很高，把两颊的皮肤撑出了两个角度。再往下是瘦削的腮帮子，皮肤干燥，有脱皮。她的整张脸比沈墨想象中老了至少十岁——顾晓薇说她五十多，但她看起来像六十好几了。头发灰黑相间，没有好好梳过，用一根旧橡皮筋随便扎在脑后，有几缕散出来贴在额头上。

她打量了沈墨和陆晚晴大约五秒钟。目光是那种评估危险等级的目光——不是在看你是谁，是在看你会不会伤害她。

然后她把门拉开了一半。不是全开——是留着一只脚能随时把门踹上的宽度。

进来吧。声音比刚才轻了一点点。

出租屋不到十五平方米。地面是水泥的，没有铺任何东西，灰扑扑的表面上有几道拖鞋蹭过的痕迹。一张单人床靠在北墙，床单是蓝白格子的，洗得很旧但叠得很整齐。被子也叠好了，方方正正地码在床头，像部队里的豆腐块。一个小方桌摆在床脚的位置，桌面上放着一个电饭锅——内胆上沾着干了的米粒——和几个碗碟，白色的、边缘有一点缺口的那种。角落里立着一个旅行箱，深蓝色的硬壳，拉链没拉上，从开口处露出里面叠着的几件旧衣服，一件灰色的开衫搭在箱子的边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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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户朝北。光线很暗，发灰发白的，像隔了一层纱布照进来的。屋子里有一股味道——不是脏的味道，是旧的味道。陈年的布料被潮气浸透之后散发出的那种闷闷的、带一点霉气的味道。

没有椅子。整间屋子里没有一把椅子。

宋桂兰在床沿上坐下了。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头互相搓着，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小声响。

沈墨和陆晚晴站在屋子中间，面面相觑。

阿姨，我们坐哪里？陆晚晴先开了口。语气很自然，像是到了朋友家里串门。

宋桂兰愣了一下。她的眼神里有一瞬间的茫然——大概很久没有人来她这里坐过了，她已经忘了来客人要给凳子这件事。她弯腰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红色的小塑料凳，是小孩子坐的那种高度，凳腿上沾着灰。又从旅行箱上面搬下来一个硬纸箱——翻过来，在纸箱底部铺了一件旧T恤，白色的、领口已经松了的那种，权当第二张凳子。

凑合坐。她说。

沈墨在塑料凳上坐了下来。凳子太矮，他的膝盖几乎顶到了下巴，坐姿有点滑稽。陆晚晴坐在纸箱上，比沈墨还矮了两寸，纸箱被她的重量压得轻微变形，发出卡吱的一声。

两个人这么坐着，视线正好低于宋桂兰的目光。不是俯视她，而是仰视她。

沈墨知道这是陆晚晴有意为之。让对方处在物理上和心理上的高位，减少被审问、被压迫的感觉。不是我们来质问你——是我们来听你说话。

阿姨，您搬到这里多久了？陆晚晴先开口，不问正事，先从日常聊起。

三个月。宋桂兰的视线落在自己搓动的手指上。原来住城北的房子退了。房租涨了一千多，住不起了。这边便宜。

一个人住？

一个人。

陆晚晴没有追问。沈墨注意到她的目光在不动声色地扫描宋桂兰的身体语言——眼神游移不定，手指不停搓动，坐姿前倾，上半身微微蜷缩，像是想把自己缩得更小一些。嘴唇干裂得很厉害，起了白色的干皮，下唇有一处被咬破了，结了一个小小的血痂。指甲咬得极短，有几个指甲几乎咬到了肉里面，甲床的边缘泛着红，看着就疼。

焦虑。长期的、深层次的焦虑。不是那种这个月交不起房租的焦虑——是那种有什么事情压在心里说不出来、一说就会出事的焦虑。

阿姨。沈墨轻声说。远明的事，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宋桂兰的手指停了一瞬间。然后又继续搓。搓得更快了。

他有病。她说。

声音是平的。背课文一样的平。

他有抑郁症。一直有。从大学就有了。我带他去看过好几次医生。后来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说胡话，有时候不吃饭，有时候半夜三更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实在没办法了，就——就签了字。让他住院治疗。

沈墨看着她。

她在说谎。

不需要陆晚晴的心理学专业背景也能看出来。宋桂兰说这段话的方式太了——太流畅了，太有条理了。像一段排练了很多遍的台词，每一个信息点都精确地对应着一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他有病你为什么送他进去从大学就有了什么时候开始的看过好几次医生有没有就医记录签了字你是不是知情的。

滴水不漏。环环相扣。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真正经历过儿子精神崩溃的母亲——不会这么讲话。她会乱。会在某个细节上突然卡住。会哭。会在关键的节点上犹豫、反复、自相矛盾。因为真正的痛苦是混乱的，不是整齐的。

宋桂兰的叙述太整齐了。整齐得像一份被律师审阅过的书面声明。

阿姨。陆晚晴的声音从沈墨旁边响起来，很轻，轻得像在哄一个受惊的孩子。但话的内容是尖锐的。你刚才说的这些——是你自己的话，还是别人教你说的？

宋桂兰的手停了。

整个人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手指不搓了，嘴唇不动了，连呼吸都变浅了，胸腔几乎看不出起伏。

什么意思？她的声音绷紧了。

你说远明从大学就有抑郁症陆晚晴没有回避她的目光，但语气依然很柔——柔里面裹着刀片。但远明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学校心理健康中心没有他的任何就诊记录。他的导师评语里写的是性格沉稳，抗压能力强。他研究生期间的学业成绩排名年级第二。阿姨——一个严重抑郁到需要强制住院的人，做不到年级第二。

宋桂兰的眼睛红了。

不是那种眼眶微微泛红的红——是整个眼球充血了，白色的部分迅速被一层血红色覆盖，像有人在她的眼睛里面泼了一层稀释的红墨水。她的嘴唇在抖，下巴也在抖，但没有声音发出来。她的喉咙在动——在吞咽什么东西——但吞不下去。

阿姨。陆晚晴的声音又低了一度，低到几乎是耳语。我不是来质问你的。我知道你也是受害者。

最后五个字像一根细针。不是扎在皮肉上——是扎在了一个藏得很深的、结了痂但从来没有真正愈合的伤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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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桂兰的身体晃了一下。不是头晕的晃——是心里面支撑了很久的什么东西突然被抽掉了一根梁，整个结构都跟着松动了。

她抬起头来看着陆晚晴。又看着沈墨。目光在两个人之间来回了两次，像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在决定要不要往前迈那一步。

我说了——她开口，声音卡在了喉咙里。她咽了一下。我说了，你们能保证不告诉那些人吗？

什么人？

来找我的人。宋桂兰的音量陡然降了下去，降到了耳语的程度，像是怕墙壁长了耳朵。她飞快地往门口看了一眼，又往窗户看了一眼。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对面楼的灰色墙面和一根晾衣绳。但她还是看了。如果他们知道我跟别人说了——他们说过的——他们说我的退休金和医保都会没掉。他们说远明的事不会有人管——因为文件齐全。他们说——如果我不安静——

她停了一下。咽了口唾沫。喉结上下滑动了一次。

他们说也可以给我做一份鉴定。

也可以给她做一份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