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坐在旁边玩手机，二十六岁，专案组里年纪最小的，刚从警校毕业两年，第一次跨省抓捕。他玩的是连连看，级别不高，最简单的那种，他在用游戏让自己的紧张消化掉。

十一点零五分。杨维光的那趟列车从长沙站驶出。

车上对讲机响了，是列车上便衣发来的，信号断断续续，有铁轨电流的干扰。

“目标确认。6车厢14号下铺。已就寝。等指令。”

谭警官拿起对讲机：“确认目标入睡后实施。注意，不要惊动其他旅客，动作要轻，铐住后用列车员制服遮一下手铐，直接押到餐车，避免在车厢里制造骚动。”

“收到。”

十一点十九分。

“已实施。目标在铺位上被控制，他没有反抗，抓的时候眼睛是睁的，好像在等。手铐已上。已转移至餐车。”

沈墨呼了一口气。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十四分钟里，他一直在屏着呼吸。

“他没反抗？”小李抬起头。

“没反抗。”对讲机里那个便衣的声音还带着一点上车后的喘，他大概是从其他车厢一路过去的。“他看到我们出现在他铺位旁边，只问了一句，‘你们是国保还是省厅？’我说省厅。他点了一下头，把手伸出来了。”

谭警官按下对讲机的按钮：“押解到下一站下车。下一站，株洲。二十五分钟。我们已经在路上了，同时出发，比火车快十分钟到，在站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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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车启动了。从长沙火车站赶往株洲，走京港澳高速，大约四十分钟，他们要在杨维光被带下车之前到达株洲站。

车在高速上跑的时候沈墨看着窗外，黑暗中偶尔闪过收费站的灯和路边的反光标志。雨刮器在来回摆，左右，左右，左右。

他在想杨维光。

一个四十八岁的男人。省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所副所长。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他的工作，表面上，是评估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他手里的笔，可以决定一个人是自由还是被囚禁。

十年。他用这支笔写了至少三十一份虚假鉴定。每一份都是他亲手做的，从形式上的量表评估，到结构化面谈记录，到最终的诊断意见，一份完整的精神鉴定书报告通常有十五到二十页，他写，他签，他盖鉴定中心的章。每一份的酬劳，四十万到六十万，从明远律所的咨询费账户打到他的个人账户，名义是“专家咨询费”，开发票，走税。十年累计大约五百万。

五百万。三十一条被虚假鉴定毁掉的人生。平均每条，十六万。

这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在杨维光手里的价格。

商务车在凌晨十二点零三分到了株洲站。

站台上已经清场了，铁路公安的人把杨维光要到达的那个站台用临时挡板封了，售票口贴了“临时关闭”的牌子，挡板外面，普通乘客被引导到隔壁站台。三月的株洲站是个老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泥结构，白色的瓷砖墙皮已经发黄，头顶的白炽灯亮得有些刺眼，每盏灯下面都聚了一团飞虫，三月初南方的虫子比北方早出来一个月。

列车在十二点十一分进站。

车门开了。先下来的是两个便衣，一前一后，都穿着旅客的便装，拖着小行李箱，伪装得很好。中间是杨维光。

沈墨站在站台上。距离大约十五米。灯光是站台的白炽灯，亮得刺眼，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

杨维光比通缉照上更瘦了。原本就偏瘦，现在变成了干瘦，羽绒服挂在身上像挂在一个衣架上，肩缝塌着，袖口长出来一截。面色不是发黄了，是灰的，一种长期没有见阳光、没有规律饮食的、失去血色的灰。金属框眼镜歪了，镜腿在右边耳朵上方折了一个角度，没人帮他扶正，他自己也没顾上。

他的手铐在身前，双手交叠在腹部。走路的时候脚步很碎，不是因为脚铐，他没有上脚铐，是因为他的腿在发软。

他被带到站台边上的一间铁路公安值班室。沈墨和小李跟进去了，以“证据提供方”的身份，谭警官同意了，他在小李那张通行证上签了字。

值班室很小。也就十平米。一张铁皮桌、两把折叠椅、一个铁柜，铁柜上还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安全标语，“严守岗位，认真值班”。墙上的日历翻到了2月，没有人来翻3月。灯管在头顶嗡嗡响，其中一根的镇流器有点问题，光会不规律地闪一下。

杨维光被按在椅子上，是按，不是请，但便衣的力度不大，他自己腿软坐下去比被按下去的速度快。他的眼镜又歪了，他用铐着的手推了一下，推正了，然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房间里的人。

他的目光在沈墨身上停了两秒。

“你就是沈墨。”他说。声音沙哑，像很久没有正经喝过水，一开口就咳了一下，咳得很轻，但压住了。

“你认识我？”

“认识。”杨维光的嘴角扯了一下，那是个疲惫的、自暴自弃的弧度，不是笑。“顾铭山说过你，许正则也说过，沈明远没说过，但他在十一月份的一个晚上跟我吃饭，他讲过一个‘调查者’，那个调查者每一次行动都打在意外的位置，他说，‘有些人不按规矩出牌，那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规矩’，我猜他说的就是你。”

谭警官拿出了录音笔，按下开机键，红灯亮起来。

“杨维光，你现在涉嫌出具虚假司法精神鉴定罪、组织非法强制收治罪以及故意杀人罪从犯，”谭警官的语气是标准的程序化念诵，“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作为庭审证据，你有权委托律师，如果你经济困难，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不用念了。”杨维光打断了他。“我知道。我是鉴定人，我比你更了解《刑事诉讼法》的权利告知条款。”

他看着谭警官。

“我不保持沉默。我说。从头说。全部说。”

值班室里的三个警察都看着他。

“但，”杨维光的手指在手铐里绞了一下，“我有一个条件。”

“你没有资格提条件。”

“不是那种条件。”杨维光的手指又绞了一下，那是个紧张时不由自主的动作，他可能十几年前面对患者面谈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不容易改。“我的条件是，我说的东西，你们要全部记下来。一个字都不要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们漏了，你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沈明远真正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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