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光的银行卡在三月八日下午六点十七分被使用了。

韩冰在两个月前就设了自动监控，把杨维光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关联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信用卡、配偶王梅的账户、连他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杨子峻名下的儿童存款卡，全部纳入了实时推送系统。一个多月来一直没有动静。杨维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出逃之后所有金融轨迹都会被追踪，他用现金。

但现金总有用完的时候。

交易地点：长沙火车站售票窗口。消费金额：247元5角。购买内容：长沙至昆明，K157次硬卧，下铺，6车厢14号。发车时间：当天晚上十一点零五分。

从交易时间到发车，四小时四十八分钟。韩冰在交易发生后第四分钟就收到了银行的推送，他正在省厅大楼六楼的技术科办公室喝第三杯速溶咖啡，纸杯子还没放下，他的左手已经按下了通讯组的内部呼叫：“周明，杨维光出现了，长沙火车站，四个小时后的火车，昆明。”

周明在七分钟内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件，他给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副总队长老余打了电话。两人是中央党校进修期间的同学，平时一年通三五次电话，彼此都欠对方几个人情，这种时候不需要走官方协调流程，一句话就够。“老余，抓人，长沙火车站，杨维光，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具体材料三分钟后传过去。”

第二件，他通知长沙铁路公安分局的值班科长，锁定K157次列车6车厢的全部上车人员名单，确认杨维光本人会上车，准备好抓捕方案。

第三件，他给沈墨打了电话。

“杨维光在长沙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今晚十一点的车。我已经协调了湖南的人，在车上抓。你要不要去？”

“我去。”沈墨没有犹豫。他刚从工作室回酒店，准备洗澡吃饭，外套还没脱下来。

“你不是执法人员，不能参与抓捕。但你可以作为‘证据提供方’随行，抓捕完成之后，协助确认身份、初步问询和现场移交。”周明的语速很快，这是他多年办案养成的习惯，“我安排专案组的小李陪你一起走。飞机还是高铁？”

“高铁。”沈墨已经在打开手机APP查时刻表了。“最近一班多久到？”

“六点四十五有一班，到长沙南，两个半小时，九点一刻到。够了。”

“我直接出发。让小李跟我在站台碰头。”

沈墨抓起外套。陆晚晴在工作室，她那边正在跟刘婉华做认知评估，刘婉华今天状态不错，开始能认路了，能从军区总医院的康复科病房走到食堂，不需要陪护。沈墨用加密终端发了一条消息：“去长沙。杨维光露面了。你别等我，晚上别开门，周明会派一个便衣在工作室外面值班。”

陆晚晴的回复是三个字：“去，平安。”

最后两个字她加了一个破折号，这是她的习惯，遇到她格外想说的话，她会用破折号把它们从普通的字句里拎出来。

---

沈墨和专案组的小李在晚上九点十八分到了长沙南站。

出站口的人不多。三月初的南方，比省城暖了至少五度，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湿润，不是雨，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白天日光蒸出来的水汽，夜晚降温后没散，粘在皮肤上、衣服上、玻璃上。出站之后下了一阵小雨，细而密，三月特有的“毛毛雨”，不需要打伞，只需要顶着头快走。

湖南省厅的人来接的是一辆黑色的别克商务车，车里坐着两个便装刑警。开车的姓谭，长沙本地人，四十出头，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有一道从下巴延伸到耳朵的浅疤，是早年办案时留下的。副驾驶的姓刘，年轻一些，三十出头，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做了两年律师转行做警察，讲话比较慢。

谭警官在车上简要介绍了情况：

“杨维光一月初从省城消失。我们通过旅馆登记系统追踪过他的行程，他用假身份证在株洲住了十天，叫‘王志强’，身份证号是当地一个十三年前去世的老人的，他显然准备这个假身份证不是一两天的事，可能在出逃之前就办好了。”

“然后他从株洲转到了长沙。长沙的旅馆，他用的又是另一个假身份证，叫‘李建国’，我们查了，这个李建国是个真人，长沙本地的，做小生意的，现在还活着。但他的身份证三个月前在火车站丢了，补办登记里有记录。所以杨维光用的是李建国丢失的身份证翻拍件，加上他自己稍微改造过的封皮。”

“住在哪？”沈墨问。

“长沙市天心区，一家叫‘鑫源商务宾馆’的私人旅馆，月租六百，位置在城中村边上，前台懒，给二十块钱小费可以不查证件，这种地方就是为了像他这种人开的。”

“他今天为什么突然用了真实银行卡？”

“钱用完了。”谭警官说得很直接，湖南人办案都这种风格，直来直去，不绕弯。“我们查了他出逃前的取现记录，他在出逃前一周分四次从三家银行的ATM上取了五万现金，用的是不同的卡，拼凑出来的。一个多月，住宿、吃饭、交通、坐黑车换地，五万差不多烧完了。”

小主，

“他今天大概是想着，反正长沙待不住了，买张票去昆明，从昆明可以走滇缅边境，出境去缅北。那边管理松，我们追到那里，基本就追不下去了。”

从昆明出境。去缅甸或者老挝。那边的边境口岸管理相对松散，他大概是想赌一把。

“列车十一点零五分发车。”谭警官继续说。“我们的人已经在车站待命了，两个便衣已经买了同一节车厢的票，会跟杨维光一起上车，还有一个在隔壁车厢的连接处。抓捕时机，等列车驶出长沙站之后，下一站是株洲，大约二十五分钟车程，在车厢内抓，不在站台上抓，避免他在我们出手的时候逃入站内人群，人群里万一有他的接应，会失控。”

“有照片确认过是他本人吗？”

“售票窗口的监控调了，”谭警官把手机递过来。一张截图。窗口前面站着一个男人，偏瘦，明显比通缉照上瘦了一圈，羽绒服的肩膀都是空的，面色发黄，戴一副金属框眼镜，帽子压得很低，只露出鼻子以下。但眼镜的款式、脸型、嘴角微微下垂的弧度，跟通缉照高度吻合。

“是他。”沈墨说。

“再核对一下。”谭警官把另一张截图调出来，是售票窗口外面通道里的另一个监控角度，这个角度拍到了男人的左侧脸，他在低头从口袋里掏什么东西，侧脸轮廓更清楚，左耳后面有一小块褐色的胎记，那是杨维光档案里记载过的特征。

“是他。”沈墨说第二遍。

车开到了长沙火车站，不是进站，是停在站外的一条侧路上，铁路公安局的人在这里等着，一辆警车和一辆面包车。这条侧路非常窄，只够一辆车通过，两边是水泥围墙，围墙上方是火车站调度区的铁丝网，天上每隔几分钟就有车厢经过，咣当咣当，一节一节地拖远，拖远，直到声音变成模糊的远处的轰鸣。

等了两个小时。

长沙三月的夜，雨没有停，打在车顶上沙沙响，很匀，像有人用手指在反复敲一个鼓面。车窗外面是火车站的侧面，灰色的围墙和几盏昏黄的路灯，光线被雨丝切成了一道一道的，晃动着。

沈墨坐在商务车的后座。他没有说话，他在脑子里把这一个多月里关于杨维光的所有信息，重新过了一遍。

杨维光。四十八岁。河南安阳人。1978年生。1996年考入北京医科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病学专业，在那个年代，精神病学是冷门，分数线比临床医学低不少，他不是第一志愿，是被调剂的。本科毕业后回河南老家某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了五年，之后考到省城读硕士，师从沈明远，这是他和沈明远关系的起点。硕士毕业后留在省精卫所，一步一步往上走，2014年升副所长，2019年开始私下接明远律所的“鉴定业务”，直到2027年1月初出逃。

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精神科医生。一个被学术导师拉下水的学生。一个为了三十一份假鉴定换来五百万的中年男人。

这五百万，他大部分用来买了省城西区的两套房，一套住，一套出租。他的儿子杨子峻在省城最好的小学读书，一年学费十二万。他的妻子王梅是大学行政人员，本来不需要他这么多钱也能过得不错，他可以选择不接那些钱。

但他接了。

第一次接四十万。第二次五十万。第三次六十万。第四次开始，不再有“金额谈判”，直接打款，每月固定。他从一个有职业底线的鉴定人，变成了沈明远体系里最关键的“合法化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