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光的供述从三月九日凌晨一点开始，到上午九点结束。

八个小时。中间暂停了三次，两次是杨维光起身上厕所、喝水、吃便利店买来的面包。还有一次是谭警官换录音笔的电池，那台老式的索尼录音笔每两小时要换一次南孚电池，派出所没有充电式的，这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但一个多月的逃亡之后，杨维光反而在等电池更换的那五分钟里，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发出了第一次像是放松的呼气。

除此之外，杨维光几乎没有停顿。他像一条被堵了很久的下水管道，突然被疏通了，所有的东西一起往外涌。

沈墨全程在场。

他没有提问，提问是谭警官和小李的事，他只是听。他坐在审讯室角落的折叠椅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笔记本，记下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人名、地点和细节。他的笔尖偶尔会在纸上停顿，不是没听清，而是在判断哪些是值得单独画线的。这是他做了六年刑警留下的本能。

杨维光从2017年说起。

“2017年九月十二日。沈明远的儿子沈浩死了。”杨维光的语气是那种讲案例分析的语气，平的、清晰的，但在每个名字和日期之间，你能听到他在内心做了一次小小的停顿，像在确认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沈浩，男，1994年出生，时年23岁，省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研究生。两年前因创作压力和家庭矛盾出现首次精神病性症状，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住进省精卫所附属医院。”

“主治医生是李崇岭，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副主任医师，评的副高那一年是2014，是我硕士同期同学，也跟沈明远关系很近。理论上他是沈浩最‘稳妥’的选择，‘自己人’的医生不会乱开药。”

“但沈浩的病情这两年时好时坏，反复入院出院四次，李崇岭的诊疗方案越来越激进。氯丙嗪的日剂量从200毫克加到了450毫克。氟哌啶醇的肌注剂量从5毫克加到了20毫克。苯海索作为抗胆碱能副作用对抗剂，加到了8毫克。这个组合的剂量已经超出了《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当时推荐范围的两倍。”

“2017年九月十二日早上六点，值班护士发现沈浩在病床上没有呼吸。心电监护显示室颤。抢救一个半小时，心脏没有恢复跳动。最终诊断，氯丙嗪和氟哌啶醇过量导致严重的锥体外系反应和恶性心律失常，直接死因是心脏骤停。”

“医院的死亡证明把死因写成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期重症并发，心源性猝死’。”

杨维光停了一下。他端起纸杯喝了口水，这是凌晨两点二十七分，温水，值班民警泡的。他的手在颤，杯子里的水在边缘晃出一圈一圈的细纹。

“沈明远追究了将近一年。”他继续说。“他是精神药理学领域的权威，他比李崇岭懂得多得多。他从死亡证明的措辞开始，一句一句地拆。‘重症并发’？什么并发？锥体外系反应是用药的反应，不是疾病本身的并发症。‘心源性猝死’？哪个心源？心电图记录上室颤的诱发原因是QT间期延长，而QT延长是氟哌啶醇大剂量使用的已知副作用，这跟疾病没关系，只跟药有关系。”

“他写了三万字的医疗事故鉴定申请书，递到卫健委。卫健委下属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评了，五个评审专家，三个跟李崇岭有过课题合作，两个跟沈明远有过课题合作。结论是‘诊疗方案符合规范，剂量虽偏高但在《指南》允许范围内，不构成医疗事故’。”

“他不服，上诉到法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法院开庭，医院请了省内最贵的医疗诉讼律师，出具了《精神分裂症顽固性发作病例诊疗专家共识》的全文，这是李崇岭自己参与起草的。法官判决，‘医院诊疗行为不存在重大过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他向行业最高权威，中国神经精神病学会，投诉。学会出了一份内部回函，一句话，‘医疗专业领域的争议建议通过医疗事故鉴定程序解决’。”

“他是精神科教授。”杨维光说，他的语气在这一句变了，是一种夹杂着同情和疏离的复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个药物方案是不对的。但他证明不了。因为整个体系是一个互相维护的体系，一个‘同行评议’的体系。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承认有问题，因为承认有问题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可能也对自己开过类似的药，也可能在某个早就忘了的病历上签过类似的字。”

“于是他变了。”

“不是突然变的。是慢慢的。”杨维光说。“我认识他十二年了，从我考到他门下读硕士开始，他是我的导师，后来是上司。他以前是一个正常的学者，严谨，温和，有点高傲但不刻薄，做研究有方法，带学生有耐心，讲课很受欢迎。沈浩死后，他还是严谨，但温和不见了。他开始说一些以前不会说的话。”

“什么话？”谭警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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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一个晚上。十一月份，他找到我，在他的办公室，七楼东侧，我硕士时候经常去的那间。他关了门，让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水，他自己也倒了一杯，但都没喝。然后他说了一段话。那段话我记了快十年，一个字都没忘。”

杨维光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对焦到了某个不在审讯室里的点，他在看十年前的那个下午，那间办公室，胡桃木的书桌，窗台上那盆兰花，和那杯水。

“他说，‘维光，浩儿死在了那种药物方案下。氯丙嗪、氟哌啶醇、苯海索，剂量、组合、观察周期，全都是错的。那个李崇岭是个庸医，他不懂药理，他只会按教科书上的最大剂量往上加，加到人死了。’”

“‘但问题不在李崇岭身上。问题在制度。强制收治制度给了医生无限的用药权，只要家属签了《知情同意书》，医生可以用任何药，用任何剂量，用任何时间。没有人监督。没有人复核。没有人为结果负责。’”

“‘这个制度，是我参与设计的。我帮他们写了法律条文。我以为这些条文会保护患者。结果它保护的是庸医，保护的是不作为的监管，保护的是所有不想为后果负责的人。’”

“到这里，”杨维光的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这是他在讲学术的时候经常做的小动作，他在强调一个分段。“到这里为止，他说的话你可以理解。一个父亲失去了儿子，他对制度感到愤怒，他认为自己参与设计的法律有缺陷，这都可以理解。换我，换任何人，经历同样的事，可能也会说类似的话。但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

杨维光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说，‘如果让我来设计那个药物方案，结果会不一样。不是说浩儿不会死。是说至少他的死亡会产生有价值的数据。他的医生什么都没有记录，用了多少药、多久出现反应、认知退化的速度是多少、QT间期延长的拐点出现在第几次给药之后，什么都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连一份可用的临床数据都没留下。这是浪费。’”

审讯室里安静了。

谭警官的笔停在了记录本上。小李的嘴微微张开了。

沈墨坐在角落里。他的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横线，然后停住了。

浪费。

沈明远把他儿子的死称为“浪费”，不是因为死了一个人，而是因为死亡没有产生“可用的临床数据”。

在那一刻，在2017年那个关着门的办公室里，沈明远完成了一个转换。他不再是一个悲伤的父亲。他变成了一个研究者。他的儿子不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第一个“失败的样本”。

他要做的，是在别人身上，用“正确的”方案，重新做一遍。

让一个年轻的死亡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数据。

“那之后，”杨维光继续说，“他开始设计。不是在办公室里，是在家里。我去过他家几次，他的书房里有一面墙，我们叫‘西墙’，他贴满了图表。药物剂量的递增曲线、认知评估量表的退化模型、预期的‘可控窗口期’。他像在写一份课题计划书。‘可控窗口期’就是他发明的术语，指的是药物把一个正常人变成精神病人的过程中，还能保持基本生命体征稳定的时间段。短的三个月，长的两到三年。他试图用模型预测每一个‘被试’能在哪个阶段提供最有价值的数据。”

“他在2018年开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