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则停了一下。

“‘物理终止’就是坠楼。或者窒息。或者极少数情况，服药。但绝大多数都是坠楼。从B区三楼那扇没有护栏的窗户。”

法庭里又有人吸了一口气，这次是不止一个人，是连续的，是整整一排的。

何法官敲了一下法槌，只敲了一下，很轻，让大家保持安静。

小主，

“方案D，”许正则继续说，“方案D是‘长期观察方案’。低剂量持续用药，不终止，持续收集数据，以一到三年为周期。用于‘特殊样本’，主要是沈明远认为‘科研价值高’的对象。比如B-9号林志强，他四十三岁，身体好，基础认知正常，他被沈明远亲自标注为‘最有价值的样本’，因为他年纪合适，可以观察更长时间。”

许正则说完之后坐了下来。

他的手在桌面下面，沈墨看不到，但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

沈明远坐在被告席上。

从头到尾，在许正则翻供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表情没有变化。

不是没有反应，是他不让自己有反应。他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白衬衫的袖口比开庭时往里缩了一公分，那是他无意识把袖口往里收的动作。他在用极小的动作管理自己的身体，不让任何一处出卖他。

第三天，最后一天。

上午是专家证人出庭。

陆晚晴以“精神卫生领域专家证人”的身份站上了证人席。

她穿了跟心理评估那天同一件白衬衫。头发扎成低马尾。她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沈墨看到沈明远的目光跟了过去，镜片后面的眼睛注视着她，专注的、评估的，像在审视一个真正能与自己交手的、唯一的学术对手。

王检察官提问。

“陆女士，根据你的专业判断，被告沈明远设计的‘药物方案’在精神医学领域属于什么性质？”

“它不属于任何被认可的治疗方案。”陆晚晴的声音清晰、平稳。“现有的精神科诊疗指南，包括美国精神病学会的DSM-5、世卫组织的ICD-11、以及中国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其中没有任何一种适应症需要同时使用氯丙嗪、氟哌啶醇和苯海索三种药物，并且以远超治疗剂量的标准持续使用数月以上。”

“这个方案的设计目的，从药理学角度分析，不是治疗。是系统性地摧毁服药者的认知功能。它是一个经过精心计算的、以人体实验为目的的药物组合。”

“它有‘科学价值’吗？”王检察官问了一个直击核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检察院和陆晚晴在庭前反复推敲过的，他们必须在法庭上把“科学外衣”彻底剥下来。

陆晚晴停了一秒。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怎么定义‘科学’。”她说。“如果‘科学’只意味着‘可重复的数据收集’，那它有。沈明远的数据确实是系统化的，他的记录是完整的，他的观察是持续的。”

“但科学不只是数据。”

“科学有伦理底线。”

“任何以未经知情同意的人体实验为基础的数据，在国际学术界，在二战之后纽伦堡法典颁布之后、在赫尔辛基宣言修订之后、在贝尔蒙报告确立之后，都被视为无效数据。”

“不是因为数据本身不准确，而是因为获取数据的方式从根本上就是反人类的。”

她停了一下。

“沈明远的研究，其方法学的核心缺陷不是技术上的，是哲学上的。他不承认实验对象是人。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把他们叫做‘B-1’‘B-2’‘B-3’，他不写名字。他的电脑数据库里把他们的死亡叫做‘终止’，他不写‘去世’。这种语言上的剥离是一种心理上的避开。它本质上是在告诉自己，你做的不是杀人，是处理一个变量。”

“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过两次类似的‘科学’，一次是日本731部队，一次是纳粹德国的人体实验项目。这两次的‘数据’都被国际医学界永久封存，禁止引用，禁止纳入任何后续研究。”

“沈明远的数据，按照同样的标准，也将被永久封存。”

“它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沈明远在被告席上微微动了一下，他的上身往前倾了一厘米，像是要反驳什么，但他控制住了自己。

下午。被告人最后陈述。

顾铭山的陈述很短，三分钟，他表示“尊重法庭的裁判”但“保留上诉权利”。

许正则的陈述更短，一分钟，他说了“我有罪”三个字之后就坐下了。

然后，是沈明远。

他站起来。

六十五岁的身体，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比之前更瘦了，但脊背还是直的。他走到被告人陈述的位置，面向审判台，背对旁听席。

“审判长。各位法官。”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温和的、清晰的、经过称量的，跟他在大学讲台上的声音一模一样。“我不认罪。”

法庭里起了一阵很低的声音，像水面上掠过的风。陆鸣的笔停了，他在等下一句。

何法官轻轻敲了一下法槌。

“我做的事，在今天的法律框架下确实构成犯罪。我不否认事实。”沈明远说。“但我否认罪。因为‘罪’的定义取决于法律，而法律是可以改变的。”

“2012年的《精神卫生法》，我参与了它的起草。我知道它的每一个字。我也知道它的每一个缺陷。我儿子死在了这些缺陷下面。”

小主，

“十年来，没有人修补这些缺陷。没有人做过系统化的研究来证明这些缺陷的存在。”

“我做了。”

“我用了十年时间，收集了十一组完整的数据，证明了强制收治制度下的药物滥用是一个系统性的、可量化的、可预测的问题。这些数据如果被正确使用，可以推动法律修订，可以保护未来的患者，可以避免更多的‘沈浩’。”

“我做的事，方法是错的。”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这是他这三个月里第一次亲口承认“错”这个字。

但接下来，他说——

“我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