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二日。省城中级人民法院。

从沈明远三月十日被捕，到今天庭审，三个月零两天。这三个月，专案组完成了对所有相关人员的笔录、对二十七项物证的鉴定、对国内外类似案例的比对调研、对受害者家属的征询、对国家精神卫生立法委员会的情况说明、对省卫健委和省政协联席会议的情况通报。

省检察院最终确定的指控罪名共四条：故意杀人罪（七项）、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四项）、非法行医罪。

辩方，除沈明远本人坚持自辩之外，顾铭山委托了北京来的两位刑辩大律师，许正则换了一位新律师，杨维光在湖南羁押期间认罪态度积极，主动配合检察院在量刑建议上获取了从轻情节。

庭审在上午九点开始。

沈墨坐在旁听席的第三排。

他到得很早，八点不到就进了法院，安检、登记、等候。这里的安检比平时的法院严，身份证、采访证、旁听证，三道，还要扫码做人脸识别。这种规格是因为今天的旁听席坐着至少二十名记者，其中包括三家中央媒体的法治频道，他们今天会做现场图文直播。

旁听席坐满了。

记者、法律界人士、受害者家属、几位从外地赶来的大学法学院和精神医学领域的学者，他们是被检察院作为“专家观察人”邀请的，主要是为了让本案的庭审过程在专业层面被见证、被记录。

陆鸣也在，他坐在第一排，黑框眼镜，头发还是乱糟糟的，手里拿着两支笔和一个本子。他的报道会在庭审结束后，在《新视界》和全国调查报道平台同步发出。沈墨进来的时候陆鸣朝他微微抬了一下下巴，这是他们之间的某种“今天到位”的暗号。

顾晓薇坐在沈墨后面一排。她请了三天假，这是她从医院辞职之后，以“自由身”参加的第一场庭审。她在两周前已经从急诊科辞职了，还没有找新工作。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不是冬天那种厚的，是六月初她父亲被捕之后才买的，她不愿意再穿任何过去她父亲送给她或在她父亲家里留下的衣服。她比一月份更瘦了，颧骨更明显了，眼袋是青的，这三个月她不太睡得着。

她的目光一直落在被告席上，但不是看沈明远，是看顾铭山，她的父亲。从她十六岁那年，在自家书房外面听到那通电话开始，到今天，十一年。她终于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看着她的父亲坐在被告席上。

宋桂兰没有来。她的身体不允许她坐在这里，她在三月底中过一次风，左半边脸到现在还有些麻，医生不建议她长途出行也不建议她经历强烈的情绪刺激。

但钱雨来了。

钱秀英的外孙女，她坐在靠走道的位置，手里攥着一张纸巾，攥得很紧，纸巾已经被揉成了一个小球。她身边坐着她的男朋友，一个戴眼镜的、安静的男孩，是她大三时认识的，他全程一只手轻轻搭在她的右手背上。

法庭很大。深色的木质审判台在正前方。国徽在最上面。审判长是从省高级人民法院指派下来的，姓何，五十出头，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半，面容严肃。合议庭三人，左边是何法官，右边是另一位中院的女法官，中间还有一位人民陪审员。公诉人两位，省检察院的，主公诉人是一位四十多岁、戴金属框眼镜的、姓王的检察官，他在恒泰案的庭审中沈墨见过他。

被告席上坐着三个人。

左边是顾铭山。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衬衫和领带都没了，这是看守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自我表达”。他还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跟被逮捕那天一样，职业化的平淡。他的辩护律师团坐在前排，三个人，为首的是北京来的那位姓孟的，他在翻文件，动作很快但很安静。

中间是许正则。圆脸，比三个月前瘦了，看守所的伙食不比明德中心。他穿着灰色的囚服，跟另外两个人的便装形成对比，因为他是唯一在审前羁押期间没有获得取保候审、也没有获得便装出庭许可的人。他在三月底主动申请了取保候审被驳回，又申请了一次还是被驳回，检察院的意见是“涉嫌罪行严重，且可能干扰证人作证”。

右边是沈明远。

灰色大衣三个月前被收走了，他今天穿的是深蓝色的西装外套，看守所特意允许他穿自己的衣服出庭，这是他以省政协委员身份通过家属在尚未失去政协委员资格之前申请的。

白头发。无框眼镜。没有辩护律师，他在开庭前正式拒绝了法律援助，他要自己为自己辩护。

庭审进行了三天。

第一天是公诉人的举证阶段。

王检察官从早上九点二十讲到下午五点四十，中间只休庭了一次，一个小时午餐。他在四点的时候喝了一瓶口含片溶下的矿泉水，他的嗓子哑得厉害，但他没有让助手代替，他坚持把所有的证据一项一项亲口陈述完。

二十七项物证，从宋远明的U盘到钱秀英的日记原件，从刘婉华的验血报告到许正则保险柜里的纸质档案，从沈明远的实验笔记本到电脑数据库，再到B-11陈志伟在临水中南康复中心被解救时的现场录像。十一份书证。六名证人的书面证言。

小主，

王检察官把这些材料按照“动机—手段—执行—结果”四个维度重新组织，从头到尾过了一遍。

法庭上很安静，除了王检察官的声音和偶尔翻页的沙沙声，没有别的声音。法警站在被告席两侧，眼睛随着被告的动作微微调整。书记员在敲击键盘，快，准，一字不差。

沈墨坐在旁听席上听完了全部。

很多东西他都熟悉，每一项证据都经过了他的手或者他的眼睛。但在法庭的语境下，听到它们被王检察官重新组织，被法律的框架重新排列，感觉是不同的。它们不再是工作室白板上的红蓝黑线，它们变成了一个正式的、有法律效力的、不可撤销的指控。

第二天是控辩交锋。

上午是顾铭山的辩护环节。孟律师的策略跟沈墨预料的差不多，“合法业务框架”。他试图把明远律所的所有行为框在“法律服务”的范畴里。他出示了明远律所与每一位“客户”签订的标准法律服务合同，他论证了明远律所的所有动作都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他强调“律所的法律责任不应延伸至客户在法律服务结束之后所采取的医疗行为”。

但王检察官出示了从顾铭山书房保险柜里搜出的另一份文件——《业务合作框架协议》。这份协议在律所的对外档案里是不存在的，它是顾铭山与许正则、沈明远三方签的内部合谋协议，白纸黑字：“明远律所、明德中心、沈明远教授学术指导团队，就特殊客户康复服务项目达成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再加上顾晓薇带出来的笔记本，证明顾铭山的笔记上有他亲自整理的“处置案例汇总”，他参与了案例评估，他不是单纯的“法律服务商”，他是体系的运营者之一。

孟律师试图反驳“框架协议是孤证”，但王检察官又出示了同一保险柜中另一份顾铭山亲笔批示的备忘录，上面写着“陈某案例需在沈教授下次莅临之前完成方案审议”。这份备忘录彻底切断了“我只提供法律服务”的辩护逻辑。

孟律师在下午两点明显地放慢了节奏，他在调整辩护策略，从“无罪辩护”调整为“罪行较轻辩护”。他申请合议庭准予在最后陈述时重新组织辩护意见。何法官准了。

下午是许正则。

许正则的翻供是庭审的第一个高潮。

他的辩护律师做了开场之后，许正则突然要求发言。何法官犹豫了一秒，准予了。

许正则站了起来。圆脸上的表情不再是看守所里那种精于算计的沉默，而是一种被压了太久、终于决定把所有牌一次性掀出来的紧绷。

“审判长。”他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比沈墨预想的要响，他这三个月一直在练这一段。“我之前在审讯中说的‘我只是执行者’，这句话是真的。但不完整。我现在要说完整的。”

法庭安静了。

陆鸣的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动起来了。

“明德心理康复中心的所有‘特殊处理’方案，包括药物种类、剂量、使用周期、终止方式，全部是沈明远亲自设计并审批的。”许正则说。“他不是‘提供建议’，他是直接下达指令。每一个被送进B区三楼的人，在进入之前，他的姓名、年龄、入院理由、家属背景、‘特殊需求’，都会被发给沈明远审核。沈明远会回复一个‘方案编号’，从A到D，四种方案，每种方案对应不同的药物组合和剂量，由他根据‘样本’的年龄、体质、教育背景和‘研究需求’决定。”

法庭里有人吸了一口气。

“方案A是标准方案。”许正则说，他在背一份他这三个月里已经背了无数遍的内部分类。“三种药物，氯丙嗪150mg/日、氟哌啶醇10mg/日、苯海索4mg/日，常规剂量，用于‘普通客户’，我们叫‘入门款’。目标是让对象在三到六个月内出现轻度认知功能下降，以维持家属预期的‘病情进展’。”

“方案B是加强方案。剂量增加百分之五十，氯丙嗪225mg/日、氟哌啶醇15mg/日、苯海索6mg/日，用于‘需要快速见效’的客户，一般是家属急于办理财产过户的。目标是三到四个月内让对象进入持续认知低下状态。”

“方案C是——”

许正则顿了一下。他的嘴唇在抖。

“方案C是‘终止方案’。”

“在药物控制把对象的认知和行动能力降到‘基础生命体征仍可维持但意识状态接近瓦解’的程度之后，停药观察三天，让对象的反应进一步迟钝，然后执行‘物理终止’。”

“‘物理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