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评估室在省厅大楼的负一层，西侧走廊尽头，靠近物证暂存库。这是一个比普通审讯室小一圈的房间，大约十二平米。墙面是淡绿色，这是公安系统这两年新装修后采用的“低唤起色”，专门用来减少嫌疑人或受访人的紧张水平。日光灯，白色，恒定光源。地面铺着深灰色的防滑地砖。

房间正中央一张金属桌，比普通审讯室的窄一些，浅灰色，桌沿没有锐角。桌面上有一台便携录音机，一个录像机三脚架。一面单向玻璃在西墙，玻璃后面是监控室。

陆晚晴在三月十一日上午九点零四分推开心理评估室的门。

她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四分钟，不是堵车，是她在省厅大楼一楼的卫生间里，看着镜子，洗了一遍脸，又把头发重新扎了一遍，把那束低马尾稍微调高了半寸。这种细节调整她平时跟来访者面谈之前也会做，但今天她做得格外仔细。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和深色的长裤，没有刻意打扮，但也没有随意。这是一种中性的、专业的外观，不给对方任何情绪上的抓手。衣料本身的纯白是一种“我不在我自己里面，我在这件衣服里，你也不要在我这里寻找私人的入口”的暗示。

沈明远已经坐在桌子对面了。

他的灰色大衣脱了，大概是被看守所的人收走了，里面是一件白衬衫，领口、袖口扣到第二颗。

巧合。

他的手铐还在，架在桌面上，没有解开。白头发还是梳得一丝不苟，即使在省厅看守所过了一夜，他的头发也是梳整齐了的。他的指甲，陆晚晴注意到，比她预期的更短，经过修剪。三个月一次的指甲护理，是他坚持了二十年的习惯。

他看到陆晚晴进来的时候，表情变化很小，只是眉毛微微抬了一下。然后他微笑了。

不是讨好的笑，不是嘲讽的笑。是那种一个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看到一个值得交谈的同行时，会露出的略带欣赏的微笑。

“陆女士。”他说。

声音跟在大学讲台上一样，温和、清晰，每个字经过称量。“谢谢你来。”

陆晚晴在他对面坐下。

她把一个浅色文件夹放在桌上，里面是空的，但沈明远不知道。她又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一支笔，一个本子，把笔放在文件夹上，本子放在右手边。她不会真的记笔记，这两样东西是布景，是一种“我处在工作状态，你也请处在工作状态”的暗示。

“沈教授。”她说。“我是以心理评估专家的身份来的，这次会面会被全程录音和录像。你有权随时终止对话，如果你需要律师，可以申请。尽管我知道你已经签了《放弃辩护权说明》，但只要你提出，我们仍然可以为你联系。”

她把这一段按照标准流程念了一遍。

“我知道。”沈明远的微笑没有消失。“但我不会终止。我也不需要律师。我等了很久，等一个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人。”

“你觉得之前的审讯员听不懂你？”

“他们问的是‘你是不是犯了罪’。”沈明远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罪’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是人定的，人定的东西可以改。”

开场白。他在给对话定调，他要把这次会面变成一场学术讨论，不是关于罪行，是关于“法律的局限性”。

陆晚晴没有接他的话题。

“沈教授。”她说。“我不是来讨论法律哲学的。我是来做心理评估的。所以我会问一些基础的问题，请你如实回答。”

沈明远的眉毛又微微抬了一下。这一次动作更克制，他大概意识到她不打算让他主导话题。

“请。”他说。

“你今年六十五岁。1962年9月14日出生。出生地湖南长沙。籍贯湖南醴陵。父亲沈守仁，已故，生前是醴陵县文教局副局长。母亲已故。妻子刘惠芳，2010年因肺癌病故。儿子沈浩，独子，1994年出生，2017年9月12日去世。对吗？”

她念这段的时候像是在读一份普通的人事档案，节奏均匀，没有任何情绪。

沈明远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专注地看着她。他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用他自己的人生信息给他一个不可绕开的现实坐标。她不让他飘到“法律哲学”上去，她要把他钉在他自己的人生上。

“对。”他说。

“你的儿子沈浩，2017年9月12日去世，死因是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因氯丙嗪和氟哌啶醇过量导致严重的锥体外系反应和恶性心律失常。对吗？”

沈明远的微笑淡了半度。

“对。”

“沈浩去世后，你追究了将近一年，医院、卫健委、行业学会、法院，全部碰壁。你认为你参与设计的精神卫生法律存在缺陷，无法保护你的儿子。对吗？”

“不是‘我认为’。是事实。”沈明远的语气第一次有了微妙的变化，从学者的温和变成了某种更坚硬的东西。“我参与起草的《精神卫生法》第二十七条，‘自愿住院与非自愿住院的适用条件’，这一条在实践中被滥用了。医院可以在家属同意的前提下使用任何剂量的精神药物，没有上限，没有复核机制，没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我儿子就是死在这个条款下面的。”

小主，

“所以你决定用你自己的方式‘修正’这个条款。”

“不是修正。”沈明远的手铐在桌面上发出一声极轻的金属碰撞，他不自觉地攥了一下拳。“是实证。”

“实证什么？”

“实证第二十七条的缺陷是系统性的，而不是个案的。”沈明远说。“法律改革需要数据。没有人做过系统化的研究，不同药物组合在不同剂量下对不同人群的认知影响，这个领域是空白的。因为没有人敢做，伦理委员会不会批准这种研究，因为它需要在人身上做实验。”

“所以你做了。”

“我做了。”

他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是平的，甚至带着一丝骄傲。不是对犯罪的骄傲，是一个研究者对自己“突破性工作”的骄傲。

“你做了十年。”陆晚晴说。“从2017年到2027年。安宁康复站是‘预实验’。明德中心是‘正式实验’。你设计了药物方案，三种管制药品的混合使用。你设计了观察流程，每季度一次的认知评估。你设计了数据收集系统，从笔记本到电脑数据库。十一个人。十一个‘样本’。七个死了。你把他们的死亡记录在你的数据库里，标注为‘终止’。”

“你看过我的数据库。”沈明远说。不是问句。

“看过。每一行都看过。”

“那你应该能看出来那些数据是有价值的。”沈明远的身体往前倾了一点，手铐的链条在桌面上拖了一声。“氯丙嗪在150mg/日的剂量下，平均认知退化速率是每月下降3.2个MMSE评估分值，但在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试中，速率会降低到2.1。这意味着教育和认知储备是一个保护因子。这个发现在国际上尚无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