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省城，热起来了。

巷口的梧桐树，叶子密了，绿得发黑，把午后的阳光滤成一块一块的碎影，落在青石板上。包子铺的老板娘把蒸笼搬到了门口，蒸汽在热空气中升了三十厘米就散了，不像冬天那样能飘到半空。巷子里有蝉在叫，吱，吱，吱，不知道从哪棵树上传来的，很吵，但听久了就变成了背景。

工作室的门开着。

电风扇在转。前台桌上放着两杯凉白开，沈墨一杯，陆晚晴一杯。

桌面上没有证据材料，没有打印件，没有加密终端。加密终端在案件结案后交还给了韩冰，韩冰说要拿回去做下一个案子的设备，这两年技术科那边的预算紧，老设备得复用。桌面上只有一本翻开的书，陆晚晴在看的，封面是《创伤后成长：理论与实践》，下面压着一张便签，便签上是她自己的字——“周一，给婉华的下次咨询，准备：身份重建议题，不再是创伤本身。”

沈墨坐在前台桌后面。他在看手机，普通手机，不是加密终端。手机上是陆鸣发来的一个链接。

陆鸣的长篇调查报道。

《沉默的处方：一所精神康复中心的十年黑幕》，在全国调查报道平台上发表，三天阅读量过了八百万，被《人民日报》客户端置顶，被《财新周刊》全文转载，被四个省的省级党报选登。

报道写得好。

沈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陆鸣没有煽情，他用事实和数据说话，用时间线和证据链讲故事。他从2017年沈浩之死写起，一直写到2027年六月二十二日的判决，一万八千字，每一个段落都标注了信息来源，每一段引用都附了核证人证或可查档案。

报道的最后一节，叫——

“判决之外”。

陆鸣写：

沈明远在最后陈述里说，“五十年后，你们会理解的。”

也许五十年后，人们会理解很多现在不理解的事。

但有一件事不需要五十年。

钱秀英在日记最后一页写的那句“外婆没有疯”，这句话今天就可以被理解。因为它说的不是科学，是人。

报道的最末，附了一个名单。

七个名字，七个被这个体系夺走生命的人。

钱秀英，女，72岁，退休教师。

王建民，男，56岁，前国企技术员。

李芳，女，47岁，家庭主妇。

张大伟，男，38岁，出租车司机。

赵玉兰，女，65岁，退休工人。

孙丽英，女，35岁，明德中心前护士长。

宋远明，男，26岁，法学硕士研究生。

七个名字，没有照片，没有简介，只有姓名、性别、年龄、职业。

陆鸣后来跟沈墨说，他原本想把照片放上去，但他在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每个家属分别打了电话，其中四家拒绝了使用照片。他们说，“不想让她（他）的脸出现在那么多人面前，她（他）已经经历过太多眼睛了。”

陆鸣尊重了他们的意见。

只留下名字。

沈墨把手机放下。

他看了一眼挂在工作室进门右手边墙上的那块软木板。

软木板是从工作室开业第一天就挂在那里的。上面钉着图钉，每一枚图钉代表一个工作室接手过的寻人案件的对象。找到的，换成绿色图钉。还在找的，黄色。

现在板上有七枚图钉。

六绿，一黄。

黄色的那枚是李婉清的，陆晚晴养母林婉清的亲妹妹，在恒泰案之后失踪。周明一直在追踪，线索断了又接，接了又断，最后追到了云南德宏。

今天早上八点，周明打了一个电话。

“找到了。”他说。“李婉清。在云南德宏，一个边境小镇，叫芒嘎。她被恒泰当年的余党转移到了那里，给一个橡胶加工厂打工，三年了，没有身份证，用的假名字‘李静’。当地公安和德宏边境管理支队配合排查，昨天确认了身份，DNA比对通过了。”

“她怎么样？”

“还行。”周明说。“身体消瘦，但没有大问题。精神状态有点恍惚，三年没用真名了，重新说出自己叫什么的时候哭了。她跟当地民警说，‘你们再不来，我都快忘了我是谁了。’”

“接她回来？”

“已经在办手续了。预计下周三飞昆明转机，回省城。”

沈墨挂了电话之后，走到软木板前。

他把那枚黄色的图钉拔下来。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枚绿色的，按了上去。

七枚。全绿。

他站在软木板前看了大约十秒。

板面上除了图钉，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便签纸、名片、一张旧照片，是赵芸留下的、她侄女赵小雨的照片。还有一张顾晓薇和宋远明在景德镇拍的合影，是顾晓薇前两天专门带过来给他们的，她说，“留在工作室，比留在我家里好。”

这些东西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积累起来，像一面记忆的墙。

陆晚晴从椅子上站起来。

她走到他旁边，也看着软木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全绿了。”她说。

“全绿了。”

她伸手碰了一下最右边的那枚绿图钉，李婉清的。图钉在软木板上微微晃了一下。

陆晚晴前天跟林婉清通了电话。养母在加拿大，她在过去三年里也一直在帮陆晚晴找妹妹的下落。她托过北美华人圈的朋友，托过加拿大的私家侦探，还自己飞回过云南两次，但没有任何线索。

视频那头，林婉清哭了。她哭了很久，不是嚎啕，是那种压抑了三年的水找到一个最小的缝隙，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往外渗，渗到收不住为止。

然后她擦了眼泪——

“晚晴，”她说，“谢你。”

陆晚晴说，“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