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省城,还有一点热。
但热法跟七月不同了。七月是蒸的,湿气贴着皮肤,汗刚出来就黏住衣服。九月是烘的,干燥的、不耐烦的,像一个快要结束的夏天在甩它最后的尾巴。空气里有了一点别的味道,不是花香也不是泥土,是那种有什么东西正在干掉的味道——树叶的、草籽的、晒过太阳的木头的。
巷子里的梧桐叶开始变黄了。不是整片变,是边缘先卷起来,一圈焦黄,像被人用打火机在叶尖燎过。包子铺的老板娘把蒸笼搬回了屋里,不像夏天那样摆在门口了,蒸汽从门帘的缝隙里钻出来,一团一团,升不到半人高就散了。橘猫还在它的老位置,包子铺的台阶上,但它换了一个姿势,从摊开肚皮变成了蜷成一团,尾巴尖盖住鼻头。秋天了。
沈墨是在一个周二的上午接到电话的。
那时候他正在工作室前台桌后面给手里的咖啡机换滤纸。这台机器是顾晓薇上次离开之前送来的,她说我用不上了,你们要不嫌弃就放着。沈墨用了两个月,还是只会煮糊咖啡,但糊了的咖啡他每天还是会煮一杯,一种习惯。
电话铃响的时候他刚把滤纸卡进卡槽。手机在桌面上震,震得旁边那个空咖啡杯也跟着抖了一下。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胡主任。
省城军区总医院的胡主任,明德案的时候帮他们做过验血报告的那个军医。胡主任不是常打电话的人,一年最多三四次,平时联系都是微信。今天直接打电话,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沈墨在椅子上坐直了。接通。
沈墨。
胡主任的声音跟以前一样平。但平里面有一个不太对的东西,一种我有事跟你说但不想让你在电话里慌的、刻意压住的稳。沈墨当过六年刑警,这种声音他听过,通知家属来认尸的警察,讲电话的时候就是这个调子。
胡主任。
你母亲上周做的例行体检,结果出来了。你今天有空的话来一趟。
什么问题?
电话里不好说。你来了当面谈。
沈墨挂了电话。
他把手机放在前台桌上,屏幕朝上,看着它一秒一秒地暗下去。屏幕从亮变成深灰,他自己的脸在那块深灰里有一个模糊的轮廓,头发,下巴,左眉尾那道淡淡的疤。他看了一秒,然后移开视线。
陆晚晴从对面抬起头。她在看一份来访者的咨询记录,工作室最近接了一个帮人找失散二十年亲生父亲的委托,常规案子,不涉及犯罪,纯粹的寻亲。来访者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她妈在她七岁那年改嫁,她爸杳无音讯,她想找他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事,只是想看看。陆晚晴这两天一直在做前期的访谈准备,铺了一桌子的便签。
怎么了?她问。
胡主任。沈墨说。我妈的体检结果出来了。让我去一趟。
陆晚晴看了他两秒。她没有追问什么问题,因为如果是好消息,胡主任不会说电话里不好说。她也没有立刻安慰,因为安慰的前提是知道发生了什么,而现在还不知道。她只是把手里的笔放下了,这个动作很轻,但沈墨注意到了。
去吧。她说。
沈墨站起来。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九月的早上出门还是需要一件薄外套。往身上套的时候手肘刮到了椅子扶手,一下钝痛,他没有理会。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苏雪梅几点到?
说好的十点。
沈墨看了一下手机,九点二十一。还有四十分钟。
我去医院。你接她。
她第一天报到,你帮她把电脑桌摆好。窗边那个位置,以前堆杂物的,我昨晚已经清空了。
我知道。
让她——沈墨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咽了。让她什么?让她不要紧张?让她随便用工作室的咖啡机?让她不要被陆晚晴吓到?这些都不是他该交代的,他是一个要去医院听母亲诊断的儿子,不是一个要给新员工做入职指导的老板。
陆晚晴说。我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这就是陆晚晴。
沈墨拉开门。门外的巷子,九月的上午,光斜着进来,把青石板的颜色从灰染成了浅浅的金。包子铺的蒸汽从门帘后面冒出来,一团一团,升到半空就散了。橘猫抬了一下头,看了沈墨一眼,又把头埋回了爪子里。
沈墨往巷口走。脚步比平时快了半拍,但他自己没察觉。
军区总医院的门诊楼,沈墨来过很多次了。
明德案期间带刘婉华做体检就是在这里。他对这栋楼的每一层、每一个拐角、每一个挂号窗口的位置都很熟悉。他甚至知道三楼东侧走廊尽头那扇窗户,夏天会被风吹得叮当响,因为窗框上的螺丝松了一颗,他上次来的时候提醒过保洁阿姨,保洁阿姨说早就这样了,找过维修也不来修。
但今天走进来的感觉不一样。
今天他不是来帮别人查案的。
今天他是家属。
挂号窗口前面排着队,他没有挂号,胡主任的诊室不需要。他直接上了三楼。三楼东侧,308室。门关着。沈墨抬手敲了三下,他敲门的力度跟平时不一样,平时是两下,清脆,今天是三下,稍重。他自己没察觉这个变化,但门里面的胡主任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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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主任坐在桌后面。白大褂,如往常,但桌面上没有病历本,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张打印出来的化验单。化验单是新的,纸边还有打印机出纸时的轻微卷曲,胡主任放在桌面上的位置是正对着对面椅子的,为来访者准备的。
胡主任的头发比明德案时候白了一些。他今年五十三岁,军医,做了三十年,退伍前是军区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退伍后留任原职,只是不再穿军装,换成了白大褂。他这人有一个习惯,重要的话说出口之前会先用食指敲两下桌面,很轻,只有他自己听得到。
他看到沈墨进来,指了一下桌对面的椅子。
沈墨坐下了。他注意到胡主任的食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胡主任把化验单推过来。
沈墨不是医生。但他能看懂基本的化验指标,明德案期间为了理解药物代谢报告,他恶补了一个月的医学常识,胡主任就是教他的人。教学的时候胡主任说过一句话——看化验单不要看名字,要看数字,数字不会撒谎,名字会。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数字上。
肌酐:347 μmol/L。
正常值范围是44到133。
三倍。
他知道这个指标。明德案的时候他查过,肌酐是肾功能最直接的反映指标,肌酐升高意味着肾脏的过滤功能出了问题,升到正常值的三倍意味着——
肾功能衰竭。胡主任的声音很直接,军医的风格,不绕弯。双肾。以你母亲的年龄和基础健康状况来看——
她被关了十三年。沈墨说。不是在辩解,是在补充信息,给医生一个完整的临床背景。他做刑警时候养成的习惯,把背景填满,别让做判断的人靠猜。
我知道。胡主任点了一下头。长期营养不良、缺乏运动、精神压力,这些都会造成慢性肾损伤。她2024年被救出来的时候做过全面体检,当时肾功能指标已经偏低,但还在代偿范围内。这三年她恢复得不错,你看她的体重、心肺功能、肝功能都进步明显,但肾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代偿到了极限,就崩了。
崩了。胡主任用了一个不那么医学的词。沈墨注意到了,胡主任不是会随便用词的人,他用,是因为这个词跟事实最接近。
能治吗?
两条路。胡主任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是他思考时的小习惯,这个动作沈墨在明德案的时候见过很多次。第一,透析。每周三次。能维持生命,但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
胡主任停了一下。他在选词。
你母亲在白石镇被囚禁过十三年。她对被困在一个地方按时间走这种状态,有非常深的心理负担。透析需要每周固定三次去医院、固定四个小时不能动、每次都接管子。对她来说,可能不只是身体上的折磨。
沈墨没有说话。他想到了母亲第一次跟他去复查的时候,医生让她坐在椅子上量血压,一个普通的、五分钟的动作。母亲坐到第三分钟的时候手开始抖,她对他说墨儿,我能起来走两步吗,我坐久了腿会发软。医生很奇怪地看了一眼,但同意了。沈墨当时没有说什么,他知道母亲的腿发软不是腿的问题,是她的身体在拒绝被固定这件事本身。
第二——胡主任继续。
换肾。沈墨说。
肾移植。以你母亲目前的身体条件,其他器官功能还行,心肺功能正常,移植的成功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
但需要肾源。
对。需要匹配的肾源。胡主任说。你母亲的血型是A型,A型供体在等待名单上相对充足,但排队的人也多。
排多久?
正常渠道,通过COTRS系统,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网络,按紧急程度和等待时间排序。你母亲目前不是急诊,还没有到立即需要透析的程度,所以她的优先级不算最高。正常等待时间——
多久?
胡主任看着他。停了一秒。
两到三年。也可能更长。
两到三年。
沈墨的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敲了两下。他的脸没有表情变化,但胡主任认识他,认识他两年多了,他知道沈墨的没有表情就是他最重的表情。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移植中心。胡主任说。阳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省城最好的,也是全省移植量最大的。他们的等待时间比其他医院短,因为他们的器官来源渠道比较广,跟全国多个OPO都有合作。
阳光医院。
沈墨在脑子里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他听过,这两年省里报纸上经常出现——阳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中国器官捐献推广示范基地。还有一个大名字——温良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在新闻图片里,白大褂,胸前别着一只白鸽形状的徽章,笑得温和可信。沈墨记得有一次在电视台的公益广告里看过他,温良坐在一群孩子中间,孩子们手里举着写有谢谢温爷爷的牌子,他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温良教授主刀。全省最好的移植外科专家。他做的肾移植手术成功率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全国领先。胡主任继续说。他这个人,口碑很好。我跟他大学是同学,一起军训过的,我了解他,他不是那种圈钱的医生,他是真的把这件事当成事业在做的。
小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