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苏雪梅的声音从电脑后面传来。她比预期的快，她已经摸到了第一块石头。“我查到了一个东西。”

“什么？”

“温良的论文。”苏雪梅说。她已经把一杯凉白开喝了一半，脸上有一种“找到东西了”的微微亢奋，但她的语气还是稳的，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本能，再大的发现也不能在来访者面前表现出过多情绪。“他从2020年开始，在《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上发表了六篇论文，全都是关于‘社会化器官捐献协调模式’的研究。其中2024年发表的那篇，题目叫《阳光模式：从社区到手术台的器官捐献协调全流程优化》，被引用了一百二十七次，是这个领域近年来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这篇论文里有一个数据——”

她把屏幕转过来。沈墨凑过去看。

论文的摘要里有一句话：

“阳光器官捐献协调中心自2017年成立以来，累计协调完成器官捐献七百余例，其中直接推动实施移植手术五百六十三例，供体来源涵盖脑死亡捐献、心脏死亡捐献及活体亲属捐献三种类型。”

七百余例。十年。

“这个数字跟国家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对得上吗？”沈墨问。

“我在查。”苏雪梅又开始打字。

她这一段打字打得更快，快到连绿萝都没看。她的注意力被“对不上”这个可能性钉在了屏幕上。她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个动作她平时教孩子识别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做出来，叫“思考脸”，她现在自己做了。

两分钟后，她摇了一下头。

“对不完全上。国家中心的数据是，全省2017年到2026年的器官捐献累计总量是一千四百六十例。阳光协调中心声称自己协调了七百多例，占了全省总量的将近一半。但——”

“但什么？”

“国家中心的年度报告里，在‘协调机构贡献排名’这一栏，阳光协调中心排在全省第三。第一是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他们协调了全省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五。第二是省城大学附属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百分之二十二。阳光排第三，百分之十七。”

“百分之十七。”沈墨在心里算了一下，“全省一千四百六十例的百分之十七，大约二百五十例。但温良的论文里说他协调了‘七百余例’。差额：四百五十例。”

四百五十例。

温良声称他的协调中心完成了七百多例，但国家系统只记录了大约二百五十例。

多出来的四百五十例，从国家系统的角度看，不存在。

“数据打架了。”苏雪梅说。她推了一下眼镜。

“不一定是打架。”陆晚晴从白板旁边开口。她一直在听，没有打断，但现在她走过来了。她手里拿着一杯刚泡好的茶，茶杯还冒着热气，是她从家里带来的那种白瓷杯，杯壁很薄，光从茶杯后面透过来，能看到她手指的轮廓。“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温良论文里说的‘协调完成’，可能包括了一些没有通过国家COTRS系统分配的案例，比如活体亲属捐献，这种不一定纳入国家中心的统计。”

陆晚晴说这话的时候是站在反对方的角度，她在替温良想理由。这是她做心理咨询时养成的习惯，叫“魔鬼代言”：在指控一个人之前，先用最大的善意去解释他的行为，能用善意解释的，就不要用恶意解释，剩下解释不了的，才是真正的指控基础。

“活体亲属捐献。”沈墨重复了这个词，“亲属之间捐一颗肾，确实不走COTRS。但活体亲属捐献的比例在全国只占移植总量的百分之十到十五。按这个比例，阳光那七百多例里最多一百例是活体亲属捐献。剩下的差额还有三百五十例。”

三百五十例无法解释的器官。

陆晚晴走到白板前。她拿起红色马克笔，在空白处写了几个数字：

```

阳光医院移植量（2023-2027）：67→118→189→251→278（预估）

阳光协调中心声称协调量：700+例（10年）

国家系统记录的阳光协调量：~250例

差额：~450例（来源不明）

全省年度捐献总量：~210例

阳光医院2026年移植量：251例 ＞ 全省捐献总量210例

```

她在“差额：~450例”下面画了一条红线。

“这不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她说，“这是一个数字上的黑洞。四百五十例器官在国家系统里查不到，但温良在自己的论文里堂而皇之地写着。他不是在隐藏，他是在光明正大地展示，因为没有人去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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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赌，”沈墨说，“赌没有人会拿一篇医学论文去对国家器官捐献数据库。”

“他赌对了。十年。直到今天。”

沈墨靠在椅背上。他看着白板上的数字。

一家医院。一个教授。一个NGO。十年。七百多例。其中四百五十例来源不明。

他想到了昨天温良在走廊里说的话：“更灵活的渠道。”

“灵活”的意思是：不在国家系统里。不受COTRS监管。不需要排队。不需要等。只需要“费用”。

苏雪梅从屏幕后面抬起头。她推了眼镜，这次推得比刚才用力一点，眼镜在她鼻梁上往上跳了半厘米。

“还有一组数据，”她说，“温良个人的，荣誉栏。”

她又把屏幕转过来。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会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医师奖”。“白求恩式好医生”。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提名（2025年）。今年，2027年，又被提名为“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每一个奖项后面都附着一段授奖词，歌颂他“扎根基层”、“推动器官捐献事业”、“挽救了上千个患者的生命”、“是新时代医德医风的典范”。

沈墨看到“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那行的时候，停了一秒。

“道德模范。”

“颁奖典礼在十一月。”苏雪梅说，“今年的全国道德模范预计在十一月底由中央文明办公开宣布。温良是他们省里推荐上去的，三十个候选人之一。”

陆晚晴没有立刻接话。她拿起白板擦，把刚才写的数字旁边空出一块，然后她在那块空白上写了三个字：

“道德模范。”

她在三个字周围画了一个红色的圆圈。

“如果他真的拿了这个称号，”沈墨说，“再去查他，就不只是查一个医生，是在挑战一个国家级的‘正面典型’。”

“那我们要在他拿到称号之前把案子做完？”苏雪梅犹豫了一下。

“不可能。”沈墨说，“还有两个月。两个月，证据链都不一定能完整。”

“那就在他拿到之后——”

“也不行。”陆晚晴说，“拿到之后再查，就是逆水行舟。每一个小动作都会被解读成‘有人在抹黑英雄’。”

沈墨站起来，走到窗边。

九月的下午阳光从巷子斜射进来，把工作室前台桌的木纹照得清清楚楚。一只苍蝇在窗户内侧撞了三下，撞累了，停在玻璃上不动了。

“我们现在，”他说，“赌的不是时间，是证据的密度。如果证据足够硬，道德模范也保不住他。如果证据不够硬，再怎么早动手也白做。”

陆晚晴点了一下头。

“我还想看一样东西。”沈墨转身，“阳光医院的宣传墙。大厅里有一面‘器官捐献感恩墙’，上面有捐献者的名字。我昨天陪我妈等候的时候扫了一眼，密密麻麻的，至少两百多个名字。”

“你拍了？”

“拍了。”

沈墨打开手机相册。他昨天在等候区等的时候，无意中拍了几张感恩墙的照片。当时只是随手拍，更像是一个习惯，他做刑警那六年留下的，见到一面“信息密集”的墙就拍，以备后用。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几张照片可能比他想的更重要。

照片放大之后，感恩墙上的名字清晰可见。

白色大理石墙面上，金色的字，每一行是一个捐献者的姓名和捐献年份。沈墨数了一遍：二百三十七个名字。

他把照片传给苏雪梅。苏雪梅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上打开，放到最大，然后她开始数。她数得很慢，一行一行地用铅笔在白纸上标，确认沈墨没数错，二百三十七个。她对着照片看了一遍后说：“二百三十七个，准的。”

“雪梅。”沈墨说，“国家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官网上有一个‘缅怀纪念’栏目，可以按地区和年份查询登记在册的器官捐献者信息。你帮我把感恩墙上的二百三十七个名字，逐一在国家系统里查一遍。”

“逐一查？”苏雪梅看了一眼那几张照片上密密麻麻的名字，“两百三十七个？”

“两百三十七个。一个一个查。匹配的标‘匹配’。不匹配的标‘未查到’。如果有名字在系统里但年份对不上，也单独标出来。”

苏雪梅没有犹豫。

“好。”

她开始工作。

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在感恩墙的照片和国家系统的查询端口之间来回切换。

这个工作做了将近四个小时。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中间陆晚晴出去买了三份盒饭，巷口张大姐家的。她跟张大姐已经熟了，张大姐知道工作室今天要加班，多送了一小袋花生，免费的。“花生压惊，你们做啥的我不问，但能加班的人，总是好人。”

苏雪梅吃饭的方式让沈墨记住了。她把盒饭打开，把里面的菜按“咸的”“淡的”“带汤的”三种分别拨到饭的不同角落，然后从最咸的开始吃，一口菜配两口饭，节奏稳定。她吃饭的时候眼睛不离屏幕，她在用最小的代价补充能量，不让吃饭打断查证的连续性。陆晚晴看了她两秒，什么也没说，但沈墨看到陆晚晴的嘴角动了一下，一个很浅的弧度，她在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