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第二天早上九点就给温良名片背面那个手机号打了电话。

不是温良本人接的。是助理。

他先报了名字。“我是周素芬的儿子。昨天来登记的。”这个开场是他斟酌过的。他没有说“沈墨”，他用了“周素芬的儿子”，这是一种身份信号，告诉电话那头的人，他现在是一个家属，不是别的什么，把事情停留在最普通的层面。

电话挂了。三分钟之后，回拨进来。

是助理。声音比第一通更标准的职业热情，多了一层“沈先生我们重视您”的暖意。这种暖意是练出来的，医院的主任助理一年要接听几百通这样的电话，她们会本能地在第二通电话里把语气调整到一个“我们之间已经熟了”的位置。这是一种小手段，但有效。

“沈先生，您说。”

“昨天温教授提到的‘阳光器官捐献协调中心’的渠道，我跟我母亲商量了，我们暂时不需要。先走正常排队。麻烦您转告温教授一声，谢谢他的关心。”

电话那头停了一秒。

不是长，很短，一秒钟里有一个停顿。在职业熟练度足够高的助理身上，这种停顿出现的瞬间意味着她在判断：这个回答需不需要“特殊处理”，是要直接结束通话，还是需要再补一句“那您再考虑考虑”。

她选了第一种。

“好的沈先生。我转告温教授。如果以后有任何变化，随时联系我们。祝阿姨早日康复。”

电话挂了。

沈墨把手机放在前台桌上。

他坐在椅子里，靠着椅背，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三下。这是他做刑警时养成的小习惯，一个动作，在做完一件需要动用判断的事之后，给自己三秒钟的“复盘”。

第一通电话，温良不接，助理接。这是合理的，他是医院主任，上午查房不可能接私人电话。

第二通电话，三分钟之内回拨。这个速度比一般病人家属的拨号快。普通家属打过去咨询，回拨能在十五分钟之内已经算快。温良的助理三分钟回拨，意味着她拿到沈墨的信息后，不是按“待回复”的常规流程处理，而是按“重点客户”处理。

助理挂电话之前的那一秒停顿，她在权衡，但最后还是按“标准流程”结束了。这意味着她接到的指令大概是“对方来电，简短回应，不主动追加说服”，而不是“对方来电，尽量留住”。

也就是说，温良提“灵活渠道”的时候，并没有把沈墨视为“必拿下”的目标。他是在做一种试探性的撒网，撒到沈墨身上，沈墨没有立刻接，温良不打算硬来，他还有别的鱼。

但温良会记住这件事。

一个被推荐了“快通道”而拒绝的家属。一个对“快”比对“灵活”两个字更敏感的人。一个曾经说过“我考虑一下”而第二天就直接打电话明确拒绝的人。这三件事加起来，足以让温良把“沈墨”这三个字记进他的某个内部档案里，以后再听到，会多看一眼。

沈墨抬头。

陆晚晴和苏雪梅都在看他。

苏雪梅是早上九点准时到的。她没有迟到，也没有提前，刚好九点整推门进来。她说她在巷口的早餐店站了五分钟，等到自己手机显示8:59:30才往巷子里走，走过来正好九点，她不想第一天上班就因为太早或太晚显得“不对”。

她带着一盆绿萝，还有一台旧的笔记本电脑，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个保温杯——她自己一个、备用一个——和一本牛皮纸封皮的笔记本。这个笔记本她在小学心理咨询室用了三年，封皮被翻得起了毛，她说“舍不得换，里面有好多孩子的话”。

她的“工位”被陆晚晴布置在了靠窗的位置，以前是放杂物的，杂物在前一天晚上沈墨清空了。陆晚晴在她到之前，把一张旧办公椅搬过来，把窗户擦了一遍，擦完之后在桌面上铺了一块米色的桌布，然后又觉得桌布太正式，把桌布拿掉了，只留下一个空的、磨得发亮的桌面。

苏雪梅进来的时候，眼睛在工作室里转了一圈：前台桌、白板、软木板上的图钉、墙上挂的那张顾晓薇宋远明合影。她把绿萝放在桌子左边靠窗的位置，叶子在九月的光线里绿得发亮。她坐下来，花了大约两分钟，把笔记本电脑摆好、把笔记本和笔放在右手边、把保温杯放在左手。这些动作她做得很慢，一个新员工在熟悉自己的位置，就像一只新猫在标记自己的领地。

做完这些，她抬头看陆晚晴。

“陆姐。我今天做什么？”

“等沈墨回来。”陆晚晴说，“他打个电话就回来。”

她说这话的时候，沈墨刚好在拨温良助理的电话。

现在电话挂了，沈墨抬头，苏雪梅在看他。

“做完了。”沈墨说。

“他说什么？”陆晚晴问。

“标准回应。‘好的，如果以后有变化，随时联系。’但温良肯定知道了。”

“他会记住你。”

“他会记住我。”

小主，

“那——”

“那他会观察。看我下一步是接着排队还是另寻出路。如果我接着排队，他不管我了。如果我开始打听别的渠道，他会再来一次。这次可能不是助理打电话，可能是他自己。”

陆晚晴点了一下头。

“所以，”她说，“接下来你需要让他看到你在排队。不动。不查。不问。”

“嗯。”沈墨说，“在他的眼线之外查。”

苏雪梅这时候开口了。她推了一下圆框眼镜，这是她在思考时的小习惯。

“沈墨，你需要我做什么？”

沈墨看了她一眼。她坐在窗边的旧办公椅上，穿着一件米白色的薄毛衣，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有点不自然地交叠。这是她第一次正式接受工作室的“任务”，有点紧张。

“雪梅。”沈墨说，“你在小学教心理课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资料整理的工作？”

“做过。每学期要给全校八百多个学生做心理健康档案，按班级、年级、问题类型分类。”苏雪梅的声音稳了一点，她在熟悉的话题上更自信，“还要整理每个月的家长访谈记录，按问题敏感度分级。三年下来，我做的Excel表格大概有五百多张。”

“够了。”沈墨说，“现在的任务：一家医院的公开信息。阳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苏雪梅看了他一眼，大概在想这跟寻人工作室的业务有什么关系，但她没问。她打开笔记本电脑。

“从哪里开始？”

“三个维度。”沈墨说，“第一，阳光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近五年的手术量，年报、媒体报道、学术论文引用，所有公开渠道能找到的数字。第二，温良个人的公开信息，职务、头衔、发表的论文、参加的会议、获得的奖项，能搜到的全部。第三，‘阳光器官捐献协调中心’，他创办的那个NGO，注册信息、年度报告、公开财务数据。”

“懂了。”

苏雪梅的手指在键盘上飞了起来。

她打字很快，打小学心理健康档案打出来的。她的手指在键盘上的样子不是“敲”，是“扫”，一行字从左到右，刷一下就过去了。沈墨看了一秒，心里有一个具体的判断：这个新人比她看起来能用得多。

她还有一个动作：每打几行字，会停下来，抬头看一下窗外的绿萝，然后再继续打。沈墨问过陆晚晴一次，陆晚晴说这是她在小学带学生时养成的习惯，“看一下绿色，眼睛会休息，也让大脑切换一下场景”。一个会主动给自己的注意力做“间隔”的人，能撑住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

沈墨同时在自己这边做另一项工作。

他打开了国家卫健委官网，找到“医疗机构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公开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每年更新一次，列出了全国所有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和它们上一年度的手术量。

他翻到了阳光医院的页面。

2023年：67例（肾移植42例、肝移植19例、心脏移植6例）。

2024年：118例（肾移植74例、肝移植33例、心脏移植11例）。

2025年：189例（肾移植118例、肝移植52例、心脏移植19例）。

2026年：251例（肾移植159例、肝移植68例、心脏移植24例）。

2027年（截至6月底）：139例，按照同比增长率，全年预估278例。

四年。从67例到278例，翻了四倍多。

沈墨不是医疗领域的人，但他当过六年刑警，他对“异常增长”有本能的警觉。他做刑事案件的时候，见过不少“突然变富的人”：一个普通职员，三年里从月薪八千变成开宝马住别墅。这种增长曲线背后，往往不是“努力”两个字能解释的。一家医院的手术量翻四倍，要么是技术突破了，要么是资源来了，要么是两者都有。

技术突破在器官移植这个领域，不可能让手术量翻四倍。这门技术二十年前就基本稳定了，关键瓶颈一直是器官供给不足。一个医院的移植科技术再好，没有器官，也只能空着手术台。

所以，是资源来了。

多出来的器官，从哪里来？

他打开了另一个数据源：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官网，每年公布全国器官捐献的总量和地区分布。他找到了本省的数据。

本省2026年度，通过COTRS系统完成的器官捐献总量是二百一十例。

而阳光医院同年的移植量是二百五十一例。

一家医院的移植量超过了全省捐献总量。

这不对。不，不完全不对。因为器官分配是全国性的，COTRS系统会跨省调配，一个省份的医院可以接收其他省份捐献的器官。所以阳光医院的移植量超过本省捐献量，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超过这么多，差额是四十一例，四十一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器官。这个数字值得追问。

更关键的是，COTRS系统的跨省调配是全国统筹分配，一家医院无论多牛，它在跨省调配中获得的数量也不会大幅超过其他同级别医院。沈墨随机抽查了北京两家、上海一家、广州一家同等级的器官移植中心的数据，他们的年度移植量都在120到180之间，没有一家像阳光医院这样三年翻四倍。

小主，

这不是“温良比别人会做事”。这是这家医院拿到了一种别的医院没有的东西。

他把这五年的数据打印了出来，夹在一个文件夹里，递给陆晚晴。陆晚晴看了三十秒，把数据放在白板下面的桌面上，拿起马克笔，在白板上画了一条曲线：横轴是年份，纵轴是手术量，曲线从67陡然升到278，是一个指数增长的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