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代号）：温良电脑里提到的更上层？

陆晚晴写完之后退了一步。三个人看着白板。

沈墨先开口。

“跟明德案比。”

“比明德案大。”陆晚晴说。“明德案是一个城市一个机构，十一个受害者，四个犯罪者。这个，至少覆盖两个省的前端采集，一个省会城市的终端执行。受害者数量，春晖劳务的四十七人只是有合同记录的，没有记录的呢？感恩墙上一百二十三个未匹配的名字，韩冰推算的差额四百五十例……”

“而且还在运行。”沈墨说。“明德案在我们介入之前已经运行了五年。这个，阳光医院的移植量还在增长，2027年的预估是278例，比去年还多。它不是在收缩，它在扩张。”

“还有一点。”苏雪梅从窗边开口。她的声音比一个月前稳了，不再有那种“我不确定自己该不该说”的犹豫。“温良比沈明远更难对付。沈明远的公众形象是‘学者’，高但窄，只有学术圈里的人认识他。温良的公众形象是‘圣人’，又高又宽，整个省的人都知道他，媒体、政府、企业、患者，都在替他说好话。”

“沈明远被查的时候，他做了一场讲座。”沈墨说。“温良不需要做讲座，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讲座。”

陆晚晴在白板的右下角又写了一行字——

“张大山——YG-0198（怀疑）”

“我想知道，”她说，“在阳光医院的系统里，张大山是哪一个‘YG’编号，是不是已经被记录为‘脑死亡自愿捐献’，是不是已经被‘消失’。”

“我有办法查。”沈墨说。“秦若兰可以，她有手术记录系统的查询权限。但我们之前说过，不要让她单独查，会引起警觉。这一次，我会让她‘顺路’查。她有一个值班轮到的、需要调用某个时段记录的工作机会，她可以在那个机会里，把张大山的资料也带出来，不留痕迹。”

“什么时候？”

“下周二。秦若兰下周二有一个常规病例归档的工作，她可以在那个工作里，把2026年6到9月所有‘YG’编号的脑死亡供体记录查一遍，找一个跟张大山的入院时间和血型匹配的，就是他。”

陆晚晴点了一下头。她在“张大山——YG-0198（怀疑）”旁边加了一个日期——“下周二查证”。

白板上的链条很清楚了。证据也很清楚了：感恩墙的数据、韩冰的财务分析、秦若兰的手术室证言、李秀芳的纸条和口述、冰柜里的血样和筛选表、张大山的亲身证言。

每一条单独看都不够立案。但所有的加在一起——

“够了。”沈墨说。“打给周明。”

他拿起手机。这次不需要加密终端，因为现在还不是案件，只是一个“公民举报”。

拨号。等了两声。接通。

“周明。”

“沈墨。”周明的声音跟以前一样，稳的，但带着一丝“又来了”的熟悉感。“你又要给我添活了？”

“大活。”

“多大？”

“比明德案大。”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说。”

沈墨用了二十五分钟。从他母亲需要换肾说起，到温良的“灵活渠道”，到感恩墙的数据，到春晖劳务，到秦若兰，到李秀芳，到冰柜，到张大山。一条线一条线地说。每一条都有数据支撑，每一条都有人证或物证。

他说得很快但很清楚，跟第一次给周明汇报明德案时一样，他知道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向上级传递最大密度的信息。中间他停过两次，一次是说到李秀芳的纸条，另一次是说到张大山的两万块。这两次的停顿不是为了喘气，是为了让电话那头的周明有时间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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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之后沉默了。

周明在电话那头没有立刻开口。沈墨能听到他的呼吸，均匀的，但频率比平时慢了一拍，他在处理。

沉默持续了大约十五秒。

然后周明说了一句话。

“沈墨。温良，两个月前，被提名为今年的‘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颁奖典礼在下个月。”

全国道德模范。

沈墨闭了一下眼睛。

他在云南的时候已经听苏雪梅整理过这个信息，但当时他听到的是“候选人”，一个名词，一个数据点。现在周明的口气，把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压在桌面上的、压住了所有合法调查程序的障碍。

“他在候选名单上。”周明说。“中央文明办牵头评选的。全国三十个候选人。省里推荐的。他的推荐材料我看过，写得很好，‘扎根基层推动器官捐献事业十年’，评审委员会对他评价很高。”

一个涉嫌活体器官摘取的人，正在被评选为全国道德模范。

“这意味着什么？”沈墨问。虽然他已经知道答案。

“这意味着，如果你告诉我的是真的，查他，不只是查一个医生和一家医院，是在挑战一个已经被官方认可的‘正面形象’。如果查了，查不出来，或者查出来但公众不接受……”

“我知道后果。”

“你确定？”

“我确定。”

周明又沉默了几秒。

“材料发过来。”他说。“全部。我先看。看完之后我再决定下一步。”

“多久？”

“给我一周。这个东西，我不能像明德案那样直接往上捅。我需要确认每一条证据的可靠性，然后找一个对的时机，对的方式，把它放到对的人面前。”

“一周。”

“一周。沈墨，还有一件事。”

“说。”

“你母亲的肾，不要走阳光医院的任何渠道。一个都不要。如果你走了，不管最后案件怎么判，你都会被牵扯进去。”

“我知道。我已经拒绝了。”

“好。”

挂了电话。

工作室里安静了。暖气片嘶嘶响。窗外是十月的夜，省城老城区的夜，路灯、巷子、青石板。包子铺早关了，黑着，只有门口那盏小灯还亮着，暖黄色的，照着台阶，照着那个空了的位置，橘猫不在。

陆晚晴看着沈墨。

“一周。”她说。

“一周。”

苏雪梅也看着他。她的笔记本电脑合上了。她的手放在电脑盖上，手指上有一点红土，云南的红土，四公里的土路，还没洗掉。

“然后呢？”她问。

沈墨看着白板。白板上的链条从云南的深山延伸到省城的手术台，从两万块钱的“补偿”到四千八百万的“特需收入”，从一个弯着腰的建筑工人到一个面带微笑的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然后，查。”他说。

他站起来，走到软木板前。板面上的七枚绿色图钉还在，那是旧案子的，全绿了。旁边多了两枚黄色的，一枚是李秀芳，一枚是“消失的二十三人”。

他从抽屉里拿出第三枚黄色图钉。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三个字——“张大山”。把纸条钉在了软木板上。

三枚黄色。

他又拿了一枚。写了“赵永昌（在逃）”。钉上去。

四枚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