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国的COTRS系统访问权限——是在2028年1月3日凌晨两点十七分被冻结的。

这个时间点是精心挑过的——凌晨两点——所有正常的系统管理员都不在线——工信部的技术人员在服务器层面做了一次“权限级别调整”——把周卫国的admin账号从“系统管理员”降成“只读用户”——同时改掉了他的登录密码——换成一串随机生成的六十四位字符。

六十四位。没有人记得住六十四位。这个长度本身就是一句判决——它不是给人输入用的——是用来让人永远输不进去的。

操作日志被同步封存——防止任何人从后台修改或者删除。

韩冰在省厅的远程终端上看完了整个过程。凌晨两点十七分——屏幕上那一行权限状态从绿色的“active”跳成灰色的“restricted”——像一扇门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里——悄无声息地合上。他在技术报告里写了一句话——“从权限冻结——到周卫国本人发现异常——中间这段时间窗口——是我们最安全的缓冲期。”

缓冲期持续了大约十四个小时。

1月3日上午八点半——周卫国到国家卫健委的办公室——照常——开电脑——登录COTRS管理后台——输密码——“密码错误”。他又输了一次——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敲——“密码错误”。第三次——“账号已锁定。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韩冰在省城——看着系统日志上跳出来的三次登录失败记录。三次。他能想出周卫国坐在北京那间办公室里的样子——盯着“账号已锁定”那个提示框——一只手还搭在键盘上——额角开始沁汗。

但周卫国没有慌。至少表面上没有。他拨了IT支持热线——对方的回答是“系统正在进行年度安全升级——部分管理员账号需要重置密码——请在升级完成后联系本部门的技术负责人重新配置”。

这套说辞是提前安排好的——纪检那边跟IT部门通过气——周卫国要是问起来——就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让他安心——别打草惊蛇。

周卫国信了。或者说——他选择了信。

因为在他十几年的经验里——COTRS系统升级、维护、重置密码——都不是什么稀罕事——一年总要赶上几回。一个管理员账号被临时降权——合理的解释有一百种——不合理的只有一种。而那一种——是他最不愿意在早晨八点半去想的。

于是他从那一百种里——挑了最顺手的一个——挂了电话——去开当天的部门例会。

他不知道——这一次的“升级”不是技术升级。是他通往自由的最后一扇门——正在被人从外面——一颗螺丝、一颗螺丝地焊死。

接下来的三天——周卫国照常上班。开会——签文件——中午去食堂吃饭——跟人商量春节前的值班怎么排。后来纪检的人复盘那三天的录像——发现他做了两件不太寻常的小事。1月4日下午——他在办公室那台碎纸机前站了将近二十分钟——绞碎了一沓谁也不知道内容的纸。1月5日晚上——他给一个境外号码发了条短信——只有两个字——“保重”。发完——把那张电话卡掰成了两截。

平静的人——不代表心里什么都没准备。

1月6日。权限冻结后的第三天。

周卫国在国家卫健委办公楼六楼的办公室里——正跟同事讨论下个月的工作计划——门被敲了三下。

进来三个人。两男一女。穿便装。但他们的身份很快就不需要靠穿着来辨认了——为首的男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中央纪委监委的留置通知书。

“周卫国同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二十二条——现对你采取留置措施。请配合。”

周卫国坐在办公椅上。他的同事站在旁边——手里还捏着刚才在讨论的那张工作计划表——嘴半张着——半天没合上。

周卫国的反应——据后来纪检人员的描述——是“出奇的平静”。他没问“为什么”。他没说“我要打电话”。他只是点了一下头——慢慢站起来——伸手把桌上那支钢笔的笔帽拧好——又理了理西装的领口——然后把双手伸了出去。

“平静”不代表“不知道”。“平静”代表的是——“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

他被带走的时候——办公室的电脑还开着——屏幕停在COTRS系统的登录界面——“账号已锁定”那个提示框挂在正中央——像一只始终没有合上的眼睛。

沈墨是从周明那里——知道周卫国被控制的消息的。

电话是1月6日下午两点打来的。沈墨正在军区总医院陪母亲做透析——每周三次——每次四小时——这已经成了他生活里一个挪不开的刻度。

透析室在三楼。一排躺椅——每张躺椅上躺着一个人——胳膊上接着管子——血从身体里抽出来——进到旁边那台机器里——转一圈——再送回去。机器嗡嗡地响——是这个房间的底色——像一首永远不停、却没有旋律的歌。空气里有股消毒水混着血浆的味道——甜里带腥——闻久了会忘掉它的存在——可一旦想起来——又怎么都甩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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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芬躺在第三张躺椅上。她现在对透析已经习惯了——不再怕那根扎进胳膊的针管——她甚至能在透析的时候刷手机上的短视频。其实她对短视频没什么兴趣——大多数时候只是举着手机——眼睛对着屏幕——脑子不知道飘到了哪里。沈墨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数时间。四个小时——被切成很多个十分钟——一个一个地——数过去。

沈墨的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他走到走廊上去接。

“周卫国被纪检带走了。今天下午。北京。”周明的声音比平时轻了半度——不是放松——是“一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可底下还压着更多石头”的那种轻。

“他说什么了吗？”

“目前不清楚。纪检的审讯不归我们管。但——部里传来的消息是——在带走周卫国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COTRS系统的全面数据备份——过去十年所有的操作日志、分配记录、修改历史——一条没漏。这些数据——是定罪的核心——也是揭开全国网络规模的钥匙。”

“五省的排查呢？”

“在做。部里协调了湖南、四川、河南、广东和云南五个省的公安厅——温良供出的那五个‘分销点’——三个已经确认在运营——湖南那个规模最大——跟阳光医院差不多——年移植量一百多例——里头也有‘地下层’——也有‘编号系统’——也有‘劳务公司’做前端。四川和河南那两个规模小一些——但模式一模一样。广东和云南那两个还在筹备——没正式开张——但基础设施都搭好了——赵永昌在云南那个杏林卫生室——就是其中一个筹备点。”

五个省。三个在运营。两个在筹备。

“五省的数据——汇总了吗？”

周明停了一下。

“汇总了。初步的。但——”

“多少人？”

“沈墨——这个数字——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说。”

“过去五年——通过‘医生’这张网被非法摘取器官的人——保守估计——拿三家已运营机构的手术记录——和COTRS系统里被周卫国篡改过的分配数据——交叉比对下来——”

周明的声音压到了最低。

“超过四百人。”

四百人。

沈墨站在医院三楼的走廊上。走廊尽头有一扇窗——对着院子。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冬天的槐树只剩一副骨架——灰的——在一月的冷风里一动不动——像一幅刻坏了、又没人来补的木刻。

四百人。

他脑子里没有数字。他脑子里是人。是一个一个从偏远山村里——被“高薪工作”这四个字骗到省城——或者长沙——或者郑州——或者成都——在某栋没有名字的灰楼里——被体检——被筛选——被抽走七管血——被麻醉——被推上手术台——被取走一颗肾——或者一个肝——或者一颗还在跳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