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国在被留置后的前三周里，一个字也没有说。

不是沉默抗拒，不是情绪崩溃，不是装傻。他的沉默，据审讯人员描述，是一种“在计算”的沉默。他坐在留置室里，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接受审讯，然后在审讯中，他坐着，看着对面的人，不说话。

他不说“我不知道”，不说“我要律师”，不说“我没有做过”。他只是不说。

他的眼睛在看。在审讯室里，在审讯员的脸上，在桌上的文件上，在录音设备上，在墙角的摄像头上，在所有能看的东西上。他像一台摄像机，记录一切，但不输出任何东西。审讯员后来在报告里写：“他看人的方式让人不舒服。不是敌意，不是恐惧，是一种评估。像一个人在估一堆货物的重量。”

温良描述过他的眼睛——“很冷。不是看人的冷，是看事情的冷。像一个在算账的人，在看你值多少钱，或者你挡了他多少钱的路。”

审讯员在三周里换了三批。每一批都用了不同的策略。第一批用的是证据攻势，把COTRS操作日志、温良的供述、韩冰的技术报告一份份摆在他面前。他看了，每一份都看了，看得很仔细，像在读一份跟自己无关的合同，然后放下，不说话。第二批用的是情感攻势，提到了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把她们的照片放在桌上，问他“你不想见她们吗”。他看了一眼照片，然后目光移开了，不是逃避，是“已经看完了，没有需要再看的内容”，然后继续不说话。第三批用的是政策攻势，“坦白从宽”，“配合调查”，“争取主动”，把所有可能的量刑差异一条条列给他听。他听完了，还是不说话。

他在等。

他在等一个信息，一个他需要用来做最后一次“计算”的信息。审讯人员后来回想起来，才意识到他在前三周里唯一有反应的时刻，是审讯员无意中提到“广东”两个字的时候。那两个字出现时，他的眼睛动了一下，不是慌，是“终于听到了一个我有兴趣的关键词”。

2月15日。第四批审讯人员。带来了“红线”行动的结果。

“周卫国。1月26日，公安部协调五省公安，代号‘红线’，对你指挥的跨省器官贩卖网络实施了同步收网行动。截至目前，本省、湖南、四川、河南已完成收网。三十七名涉案人员被控制，四处非法手术点被查封。手术记录、财务记录、器官保存设施已全部查扣。COTRS系统中被你篡改的四百余条分配记录已被完整备份和固化。”

审讯员停了一下，观察周卫国的反应。

周卫国的脸上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眼睛动了一下，从审讯员的脸上移到了桌上那份报告上，然后又移回来。这个动作很轻，轻到如果不是审讯员一直在盯着他的眼睛，就会错过。

“广东呢？”

三周的沉默。第一次开口。三个字。声音很平静，没有沙哑，没有紧张，像是在问一个他早就准备好的问题。三周不说一个字的人，开口的第一句话不应该这么流畅，但周卫国的是。审讯员后来在笔记里写道：“他开口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不是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他是在等我们把信息送到他面前，然后他决定——可以开始说了。我们以为是我们撬开了他的嘴，实际上是他觉得时机到了。”

审讯员愣了半秒，然后回答：“广东的目标点在行动前被提前清空。人员和设备已转移。目前正在追查。”

周卫国听完这句话之后，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但也不是什么别的。像一个“确认”的表情——“我知道了”，“信息收到了”，“我的计算完成了”。审讯员说，那个表情很难形容，硬要说的话，像一个会计对完最后一笔账之后把计算器推开的动作，但做在了一个人的脸上。

然后他开始说话。

周卫国的供述持续了四天。从2月15日到2月19日。

他的供述方式跟温良完全不同。温良是“承认一件罪行就讲一个救人的故事”，用善和恶的并列来让审讯员不舒服，用“我救了人”来对冲“我杀了人”，在道德的天平上不断加减砝码，试图让自己的重量更轻一些。周卫国不讲故事。他讲系统。他的供述像一个工程师在介绍一套他设计的机器，每一个零件，每一个齿轮，每一个逻辑都清清楚楚，没有感情，没有辩解，只有“这个系统是这样运作的，我是这样设计的，它就是这样工作了八年”。

审讯员说，听他讲供述的感觉像是在听一个人做产品演示。他在介绍一个他花了很多心血设计出来的东西，语气里甚至偶尔会有一丝隐蔽的骄傲，不是骄傲于它的后果，是骄傲于它的精巧。

沈墨是通过周明转发的审讯摘要看到这些内容的。每天一份，每份十几页，有时候附有审讯录像的文字转录稿。他在工作室里看，陆晚晴在旁边，苏雪梅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橘猫有时候从暖气片下面爬出来，跳到桌上，在纸页旁边趴下，尾巴慢慢扫过那些文字，像是在擦掉什么，又像是在标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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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的供述。系统的起源。

“2019年。我在国家卫健委器官移植管理处工作了十二年。从科员做到副处长。我是COTRS系统最早的参与者之一。2013年系统上线的时候，我是技术对接小组的成员，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系统的架构、逻辑和漏洞。别人看这个系统，看到的是一个分配工具。我看它，看到的是一套可以被优化的算法。”

“2019年，我第一次意识到COTRS系统可以被‘改造’。不是黑客入侵的那种改造，是在管理员权限范围内，通过修改‘匹配权重’和‘分配优先级’的参数，让某些患者跳过排队，优先获得器官。这种操作在系统日志中不会显示为‘异常’，因为系统本身允许管理员进行‘紧急调配’。我只是把‘紧急’的门槛降到了我想要的位置。在系统眼里，这不是错误，这是一次合法的紧急调配，只不过‘紧急’的标准是我自己定的。”

“第一次操作是帮一个朋友的父亲。他的父亲在等肝源，排了一年半。我在系统里把他的‘紧急等级’从普通调到了最高。三天后，匹配到了一个合法的肝源，手术成功。朋友给了我五十万。”

“五十万是我当时年薪的八倍。”

他讲这件事的时候，审讯员试图捕捉他脸上有没有任何“羞愧”或“后悔”的表情。没有。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第一次操作”“朋友的父亲”“五十万”“年薪的八倍”——像在念一份财务报表的条目。他唯一多停顿了一秒的地方是“八倍”这个词，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数字太大，而是因为他想让审讯员听清楚这个比例。五十万，八倍，这是在说：这是一个很划算的开始。

第二天的供述。系统的扩展。

“第一次之后，我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性的‘帮忙’，这是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业务’。但有一个瓶颈——合法器官的供给量是有限的。我能通过调整优先级来‘插队’，但总量不变。一个人插队成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被推后。如果推后的人等不到，就会死。这个等式很简单，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就是一个数学问题——在我的操作下，谁死谁活，是我决定的，不是系统决定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总有人死，总有人活。”

“这个逻辑，我在最初的一两年里没有去想。我只管‘接单’——有人找到我，我在系统里操作，收钱，完成。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件各取所需的事情。但到了2021年，找我的人越来越多，等待名单上的人也越来越多，我的操作空间在缩小，因为每一次‘调整’都在挤压别人的机会，系统的总量是一个零和游戏。你不可能在零和游戏里让所有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