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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条瘸腿。

“然后就上车，往边境走。走的不是大路，是山路，黑灯瞎火，翻山。过了界，再没了王法。到了地方，是个园区，外头看着是写字楼，气派得很，里头，铁丝网，铁栏杆，电网，狗。进去那天我就知道，完了。这地方，进得来，出不去。”

“那地方叫什么。”沈墨问。

“勐康。”吴勇说，“他们都叫勐康特区。其实就是几个园区圈在一块儿。我们那个，叫……反正就是个园区。里头分好多公司，好多组。每天的活，就是坐在电脑前，按稿子，骗人。”

“骗中国人。”陆晚晴轻声说。

“骗中国人。”吴勇重复，眼神黯了下去，“一开始我不肯。我想，我出来是挣钱的，不是来害人的。我不干。”

“然后呢。”

“然后我就尝到了那地方的厉害。”吴勇的声音抖起来，“不干，就罚。罚站，一站一天一夜。罚跑，绕着楼跑到吐。还不行，就关小黑屋，电棍。”他猛地哆嗦了一下，像是又挨了一下，“那个电棍，往身上一杵，整个人就跟过电似的，控制不住地抽。他们专挑不留疤的地方电。电完了问你，干不干。”

“还有水牢。”他的声音更低了，“一个池子，泡进去，水到脖子，泡一天。冬天，水是凉的。泡完了，问你，干不干。”

屋里静得能听见吴勇粗重的呼吸。

“我撑了……十几天吧。”吴勇说，声音里有一种深到骨头里的羞愧，“我没撑住。我开始骗了。我恨我自己。可我不想死。我亲眼看见有人被打死，拖出去，就没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我不想变成那样。”

他抬起头，眼睛红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没骨气。”

“不。”陆晚晴看着他，一字一句，“换了我，我也未必撑得过那个电棍和水牢。能从那里活着跑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没骨气。”

吴勇怔怔地看着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飞快地用脏袖子抹掉，像是哭也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

“业绩。”吴勇缓过来，继续说，“那地方，是按业绩活的。”

“每个人，头上都压着指标。一天得‘上’多少分，一个月得骗多少钱。完不成，扣钱，挨罚。完成了，能少挨打，能吃顿好的，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当然，电话边上站着人，盯着，让你只能说好的。”

苏雪梅心里一动。田磊那条语音，背景里那个“叫号”的声音，那句被逼着“接稿”的话——原来是这么来的。一个人，被允许给家里打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作为骗够了业绩的奖励，旁边还站着监工。

“骗术，都是现成的。”吴勇说，“发本子，话术本。怎么跟人聊，怎么取得信任，怎么一步步把人往里头带。最赚钱的，是杀猪盘。先跟人谈恋爱，谈感情，谈个把月，把人哄得死心塌地，再拉去‘投资’。本子上写得清清楚楚，对方是男是女、多大岁数、干啥的、有多少钱，话术都不一样。”

他顿了顿，说出一句让苏雪梅胃里发紧的话。

“专挑那种孤单的，缺人疼的，下手。老人，离婚的，单身的。越孤单，越好骗。本子上管这个叫……‘情感空缺’。”

郑桂芳。沈墨在心里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一个老伴儿走得早、一个人攒了一辈子、没人陪着说话的退休女工。一个标准的“情感空缺”。

“骗到的钱，”吴勇说，“通过一层一层的卡，洗出去。我们这些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早被他们攥着了，拿去开户、过钱。我们在里头骗人，我们的名字在外头洗钱。我们这些人，从进去那天起，就被拆成了好几样东西用。人是干活的机器，名字是洗钱的壳，命是攥在他们手里、随时能捏碎的东西。”

他说得平静，平静得让人心碎。这些话，他大概在心里，过了千万遍。

苏雪梅听到这里，忽然想起训练营里那个下铺的小娟。

那个十九岁、瘦得像豆芽、算着挣钱给弟弟攒学费、信誓旦旦说“都到这一步了怕啥”的姑娘。苏雪梅离开训练营的时候，小娟还没走。可这都过去些日子了。

她也许已经签了约，办了护照，坐上了那趟“坐飞机、有人接、笑眯眯”的班机。也许此刻，她正走在吴勇说的那条黑灯瞎火的山路上，一步一步，走向一个有铁丝网、有电网、有狗的地方。

苏雪梅在桌子底下，把手攥紧了。她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意识到，这张网，不是一桩已经过去的旧案。它正在转。此时此刻，就有新的田磊、新的吴勇、新的小娟，被一辆辆车，往那扇门里送。

她在心里，又一次说了那句在训练营时对着照片说过的话：我来接你们了。

只是这一次，她知道了，那扇门后面，到底是什么。

“那你这条腿。”沈墨看着他那条短了一截的腿，“是怎么回事。”

吴勇沉默了很久。

“我想跑。”他说，“我攒了好几个月，找了个机会，趁夜，翻墙。摔下来的，三楼。腿当时就断了，骨头都戳出来了。”他闭上眼，“我是爬出去的。在山里爬了两天两夜，靠运气，遇上个好心的边民，给我指了条路，又托人，把我倒腾回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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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睁开眼，看着这间没有窗的屋子。

“回来了。可我没敢回家。我怕连累家里。我也没敢报警，我怕……我怕我说了，他们还在里头的人，会被报复。”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就一个人，躲在这儿。半年了。我天天做噩梦，梦见自己又被抓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