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后半夜两点多打来的。

工作室没人走。沈墨在前台的旧沙发上眯着，陆晚晴和苏雪梅各占一张椅子，趴在桌上。那块红绿两色的白板，在应急灯的微光里，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

电话铃声一响，三个人几乎同时坐了起来。

沈墨抓起电话。是何秀云。

“沈队。”她的声音从那头传来，又急又抖，背景里静得很，能听见她自己粗重的喘气，“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那句话。”

沈墨一下子清醒了，按了免提。“何阿姨，您慢点说。”

“那不是骂人，也不是地名。”何秀云的声音哽着，“那是我们娘俩的话。三十年前的话。我咋就把它忘了呢。我咋能把它给忘了呢。”

她在电话那头，一下一下捶着自己。

“您别急。”陆晚晴凑近话筒，“何阿姨，您从头说。这话，是咋来的。”

何秀云顺了口气。

“小军五岁那年。”她说，“我带他去杨家洼赶集。那地方，人挤人。我就低头收拾了一下摊子，一抬头，孩子没了。”

“我疯了一样地找。”她的声音抖得不成调，“满集子地喊，喊他小名。喊了一下午，喊到天黑，嗓子都哑了。后来天都黑透了，是集子尽头一个卖豆腐的老汉，把他给我送回来的。”

“老汉说，看见一个生面孔的男人，手里攥着块糖，正连哄带拽地，要把孩子往集子外头领。孩子一边走一边哭，那男人就说，别哭别哭，叔带你找妈去。老汉觉着不对劲，多了个心眼，上去一拦，那男人撒腿就跑了。”

电话这头，三个人都没出声。

那是个孩子被拐了就再难找回的年月。何秀云这后半句话里的后怕，隔着三十年，隔着一部电话，还烫人。

“那天晚上，小军见着我，扑过来，搂着我脖子，哭得直打嗝。”何秀云的声音飘忽起来，像是回到了那个集子尽头，“他说，妈，那个叔叔给我糖，说带我找你。我跟他走了好远，我喊你，你都没应。妈，我害怕。”

“我那时候才知道，差一步。”何秀云说，“就差那一步，我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要不是那卖豆腐的老汉，我儿子，二六年都用不着被人拐，五岁那年，就没了。”

“我抱着小军，在地上坐了半宿。”何秀云说，“那一夜我没合眼。第二天，我就给他立了个规矩。”

“我跟他说，小军，记住喽。往后要是有生人，给你糖，给你好吃的，要带你走，你心里害怕，又不敢哭不敢喊，怕惹那人翻脸。你就装乖，跟着他走，可你嘴里头，得飞快地、使劲地，念一句话。”

何秀云顿了顿，一字一句，把那句话，清清楚楚地说了出来。

“杨家洼叫我妈。”

沈墨的心，猛地一沉。

他在脑子里，把这五个字飞快地连起来念了一遍。念快了，确实像个含混的地名，又像句没头没脑的土话。可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意思清清楚楚。

杨家洼。叫我。妈。

“这话的意思是。”何秀云的声音抖得几乎说不下去，“杨家洼那回，我差点没了。现在我又被生人带走了，身不由己，喊不出来。妈，你快来，叫我，找我。”

“我跟他说，你只要把这话念出来，妈不管在哪儿，听见了，就知道你出事了，就知道你不是自愿跟人走的。妈拼了命，也来找你。”

“我们娘俩，对了好些年。”何秀云哽咽着，“他上学前，每天出门，我都要他念一遍。后来上了学，路远，我还在他书包里头，缝了张纸条，写着这五个字，怕他急了想不起来。再后来，他大了，十几岁了，嫌我烦，说妈我都这么大了，谁还拐我。我也就，慢慢不提了。”

“这话，外人听着，啥也不是。”何秀云哭着说，“就娘俩懂。直到他长大了，我都快忘了。小军那么大个人了，谁还能拐他。我把这话，忘到脑后头去了。”

“我忘了。”她的声音陡然崩了，“沈队，我把它忘了。可我儿子，他没忘。三十年了，他到了那个走投无路的地方，头一个想起来的，是他妈，是他妈五岁那年教他的话。”

工作室里，死一样的静。

苏雪梅猛地站起来，把那段二十几秒的音频，又一次放了出来。

画面暗着，何小军半边脸凑在镜头前，眼睛往旁边躲。说完“过年我回不去了”，他压着嗓子，那句又快又轻、被苏雪梅当成杂音的土话，滚了出来。

这一回，三个人都听懂了。

杨家洼叫我妈。

清清楚楚。一个三十岁的成年男人，在一个连真脸都不敢露全的镜头前，趁着一句“过年回不去”的当口，把五岁时母亲教他的防拐暗号，又念了一遍。然后立刻用“工地催得紧”，把它盖了过去。

他在说：妈，我被人带走了。我身不由己。这不是我愿意的。快来找我。

陆晚晴握着话筒的手，在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