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梅已经在查了。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滑了半分钟，抬起头。

“地基。”她说，“江城汇二〇一六年立项，是在原省城站东广场附属建筑的地块上盖的。当时那个规划公示里有一条，说场地原有高差保留，只做找平处理。原来老候车厅东门外那道坡，是往下通到东广场的，坡长三十多米。他们没铲，找了一层平，铺了瓷砖。”

她说完，屋里那点空调风好像忽然被人听见了。

姜玉兰的手还贴在地上。

“我女儿那天，”她说，“就是顺着这个坡下去的。”

“您怎么知道。”

“小孩下坡不会停。”她说，“你把一个七岁的孩子搁在坡上头，她要是自己走，她一定往下走，走起来就收不住脚。上坡累，她不会去。平地她认不得路，她会站着哭。”

她的手往下按了按。

“我在这个坡上想了二十年。”

沈墨看着那片瓷砖。奶茶店的门开了，一个店员把泡沫垫拖出来铺在门口，泡沫垫的一角正压在坡最陡的地方，稍微翘起来一点。

“姜大姐，”他说，“这个不能算证据。”

“我知道不能算。”

“可是能用。”沈墨说，“坡往下三十多米是当年的东广场。东广场那时候是长途大巴和黑车的地盘。一个七岁孩子从候车厅出来往下跑，跑到底就是那儿。”

苏雪梅已经在记了。她把“东广场”三个字写下来，后面画了一个箭头。

“东广场二〇一一年有摄像头吗。”

“没有。”陆晚晴说，“二〇一三年才装的第一批。”

沈墨站起身，掸了掸手上的灰。

“那就先记着。”他说，“记着比不记强。”

姜玉兰还蹲在那儿，手背贴在地上没有起来。苏雪梅弯下腰去扶，她摆了摆另一只手。

“我再摸会儿。”

“大姐，地上凉。”

“不凉。”她说，“开着暖气呢。”

那当然是空调风。没人纠正她。

从商场出来是十一点二十。

回城北那一路，姜玉兰坐在后座，一直没说话。到了她住的那个院，车拐不进去，剩下一段路是走进去的。院子里两排老楼，红砖的，楼道口的信箱铁皮全锈穿了，有一格塞着半截广告纸。

她住四层。楼梯扶手是铁的，磨得发亮。她一手扶栏杆，一手扶墙，上楼的时候没有停顿，一层十八级，她数着上，每上完一层在拐角站半秒钟，转身，再上。

“您这楼道灯……”苏雪梅按了一下开关。

灯没亮。

“坏了两年了。”姜玉兰说，“我用不着。”

她的门锁是老式的。钥匙插进去转两圈，门开了。

屋里第一样东西是气味。缝纫机油、樟脑丸、还有煤气灶上熬过很多回的东西留下的那种底味。三个人跟着进去，走了两步就都站住了。

这屋子里没有一样东西是随便放的。

沙发靠东墙，沙发前面一张小方桌，方桌正中一只暖水瓶，瓶子外头套着一个手工缝的布套。茶几和沙发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一个人转身的宽度。地上没有任何杂物，一根线头都没有。墙根下沿着一整圈贴着东西，苏雪梅走近了才看清，是一条条剪成窄条的粗砂纸，一条挨一条贴着，从门口一直贴到卫生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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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路。”姜玉兰说，“脚一蹭就知道走到哪儿了。粗的那段是厨房，细的那段是厕所。”

窗下是缝纫机。一台老蝴蝶牌，脚踏的，机头擦得很亮。压脚底下压着一条深色的裤子，缝到一半，线头还挂着。旁边一个搪瓷盘里码着三堆拉链，按长短分的，每一堆用皮筋捆着。

陆晚晴走过去，看了看那条裤子的针脚。

针脚很直。

“这条什么时候要。”

“后天。”姜玉兰说，“楼上小刘的工装。他上夜班，裤裆开了，拿下来我给他缝。”

陆晚晴又看了一眼那条裤子。缝到一半那截线，走到裤腿内侧就停了，停的位置正好是一个转角。她伸手把裤子翻过来，背面的线也是直的。

缝纫机旁边的墙上钉着一个布口袋，粗棉布缝的，口袋敞着，里头塞满了纸。

“这是什么。”

“照片。”姜玉兰说。

苏雪梅走过去，从口袋里抽了几张出来。都是打印的，A4纸裁开的，有的是彩色，有的是黑白，纸都软了。每一张上是一个年轻姑娘，有的是证件照，有的是从别人朋友圈里翻下来的，画质糊得看不清眉眼。每一张背面用铅笔写着字：地名、年月、一个手机号。

“这些是……”

“人家寄来的，发来的，托人带来的。”姜玉兰说，“说这个像。”

“您看不见。”

“我不用看。”她说，“有人念给我听。念完我记住地方，我就去。去了摸。”

苏雪梅把手里那几张翻了一遍，又插回口袋里。她数了一下厚度，没数清。

“多少张。”

“不知道。”姜玉兰说，“我没数过。数了心慌。”

沈墨在这时候开口了。

“姜大姐，这些我们能拿走吗。”

“拿。”她说，“都拿走。反正我留着也是留着。”

“廖师傅的东西在哪儿。”沈墨问。

“床底下。”

卧室很小。床是一米二的，床单铺得没有一丝褶。沈墨蹲下去，从床底拉出一个纸箱。

箱子上头蒙着一层灰，灰是均匀的，说明三年没人动过。封口的胶带是那种最便宜的黄胶带，已经脆了。他用指甲划开的时候，胶带断成了几截。

箱子里的东西不多。

最上面是一件夹克，深灰的，叠得很整齐。夹克底下是一个塑料袋，里头一沓车票，火车票、汽车票、还有几张手写的收据。再底下是一个眼镜盒，眼镜的一条腿用透明胶缠着。

最底下两样。

一部手机。三星的旧机型，屏幕上一道斜着的裂纹，从左上角一直裂到右下角。

一本笔记。

“他就带这两样出的门。”姜玉兰在门口说，“交警把东西还回来，我一样一样摸过。手机屏碎了。本子没事，本子在他内兜里。”

沈墨把手机拿起来，掂了一下。

“充电线在吗。”

“在那个盒里。”

苏雪梅接过手机，翻到背面看了一眼型号，从自己包里翻出一根线，试了试，接口对上了。

回到工作室已经过了一点。

老张送了两屉包子过来，搁在桌上，没人动。手机插上电，屏幕黑了很久，一直黑到一点四十，才亮起一个电池的图标。

“得慢慢来。”苏雪梅说，“电池鼓了，充得慢。”

沈墨到门口去打了个电话。

“周叔。”

那边接得很快，背景里有电视的声音，被人调小了。

“说。”

“二〇一一年，省城站东广场。”沈墨说，“那时候那块地归谁管。”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周明在拆薄荷糖的纸，塑料纸响了一下。

“东广场那时候是三不管。”他说，“铁路管到站房外墙，出了外墙归地方，地方那块又跨两个街道。长途大巴的调度点在那儿，趴活的黑车全在那儿。二〇一二年整治过一回，抓了一批，抓完过俩月又回来了。”

“有没有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