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寻亲会在城南劳动路四十七号。

那是原纺织机械厂的工会楼，三层，水刷石外墙，墙面上一道道黑印子是这些年雨水从窗台冲下来留的。一层现在租给了两家，一家做汽车配件，一家卖劳保用品，门口堆着码好的白手套箱子。工会楼的牌子还挂在门洞里，铜的，字凹下去，凹槽里塞满了灰。

二层的楼梯口贴着一张打印纸，A4的，用透明胶带四角贴住。

上头六个字：同心寻亲会。

底下一行小字：上二楼，右手第二间，敲门。

沈墨和陆晚晴上去的时候是九点二十。楼梯是水磨石的，中间被踩出一道浅浅的凹槽，凹槽里的石子磨得发亮。

右手第二间的门开着。

屋里传出来的第一样东西是声音。一个男人的嗓门，很高，不是喊，就是天生这么大。

“……不是那个意思，大姐。你听我给你算。你那个是九六年丢的，九六年到今年，三十五年。这三十五年里头，全国建库是二〇〇九年开始的，你家老头子二〇一〇年入的库，你二〇一二年入的。也就是说，从丢到入库，中间空了十四年。这十四年里头孩子要是被卖到南边去了，人家不会主动去采血。所以库里没有不奇怪。你别急。”

沈墨在门口停了一下。

屋里是两间打通的，大约五十平米。靠门这边摆着两排折叠桌，桌上码着表格、印泥盒、几个纸箱。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坐在桌前，手里捏着一张表。她对面站着一个男人。

那男人个子不高，一米六五出头，肩膀很宽，平头，头发花白了一半。他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那一截胳膊晒得比脸还黑。脚上一双运动鞋，右脚那只的后跟外侧磨掉了一大块，磨出的斜面很陡。

他在说话的时候，手指头一直在桌面上点。点一下，说一个数。

“杜会长。”沈墨说。

那男人转过身来。

他先看了一眼沈墨，又看了一眼陆晚晴，然后目光在他们两个人中间那块空地上停了半秒钟。

“沈墨。”他说。

“您认得我。”

“认得。”杜长明伸出手来，握得很紧，虎口用力，“方律师昨天打过电话。玉兰姐的事。”

他松开手，转身对那个坐着的女人说：“大姐，你先把这张填完，后头那半页别填，那半页得我来。填完搁那儿。”

女人应了一声，低头去填。填了两行，她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头是叠好的钱。

“老杜。”

“又来。”杜长明连头都没抬。

“你收着。”

“孙大姐。”他说，“我这儿门口那张纸上写着什么，你念一遍。”

“我不识字。”

“我给你念。”杜长明把手里的表往桌上一拍，“同心寻亲会。就六个字，后头没有第七个字写着收钱。我这儿二十年没收过家长一分钱。你把那个包回去，包好，搁回你兜里。”

“那你这屋子……”

“屋子是厂里工会给的，一年一签，一分钱不要。”他说，“电费我自己交，一个月八十七。你要真想帮我，你回去把你们村那个王二他姐的电话给我要来，我打了三回没人接。”

女人把手绢包重新包回去，包了好一会儿。

杜长明这才把沈墨他们往里让。

“来。”他说，“先看看墙。”

里间的西墙，从一米高到接近天花板，贴满了照片。

不是随便贴的。横十九列，竖若干行，每一张照片都用一样大小的相框边压着，边是自己剪的白卡纸，剪得很齐。照片下面粘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三行字，钢笔写的。

第一行是名字。第二行是四位数的年份，前面写“失”。第三行也是四位数，前面写“圆”。

陆晚晴站在墙前，从左往右看。

“一百三十七张。”杜长明在她背后说，“今年三月刚添了两张。到今天为止，一百三十七。”

“这些都是……”

“都团圆了的。”他说，“在册的家长四千二百一十六户。团圆一百三十七户。百分之三点二五。”

他把这个数说得很快，像说自己的生日。

沈墨往前走了两步，抬手在墙上点了一张。

第五列，从上数第三张。照片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扎马尾，站在一个女人旁边。纸条上：李红梅。失2003。圆2019。

“这一张。”

杜长明看都没看：“李红梅。安徽宿州人，二〇〇三年八月在县城汽车站丢的，那年五岁。二〇一九年在浙江义乌找着的。她养家姓陈，做小商品的。认亲那天在宿州民政局，先哭的是她妈，哭到站不住，她自己没哭，她一直给她妈擦。擦到最后自己坐地上了。”

沈墨换了一张。这回他挑的是靠上的角落，几乎要够不着。

“这个。”

“郑卫国。”杜长明说，“河北保定，一九九八年丢的，那年四岁。二〇一六年找着，在福建三明，改名叫林志强。他不肯回。谈了一年零四个月，二〇一七年腊月回去过了个年，就那一回。他妈到现在还在等第二回。这张我贴了，因为见着了。见着就算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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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的手指从墙上落下来。

他又点了第三张，中间偏下的位置，照片上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抱着一个中年男人。

“这个。”

“王秀莲和她儿子。”杜长明说，“一九八七年丢的，最老的一桩。孩子丢的时候两岁半。二〇二一年找着，孩子四十三了，在江西开货车。老太太那时候八十一。老太太去年腊月没的。她儿子来送过一趟花，就搁在墙底下。”

他指了一下墙角。

墙角地上有一个玻璃瓶，装着半瓶水，里头插着几支已经干了的花，花瓣掉在地上，扫过，但还剩几片贴在墙脚。

陆晚晴看了那个瓶子一会儿。

十点差十分，外间的门被人推开了。

进来的是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个子高，穿一件外卖平台的工作服，头盔夹在胳膊底下。他把头盔往折叠桌上一放，从怀里掏出一沓打印纸。

“杜叔，这个月的。安徽那边九户，江苏六户，我都跑完了。有三户搬家了，新地址我问着了，写在最后一页。”

“三户搬哪儿了。”

“两户去城里带孙子，一户……”小伙子挠了一下头，“一户老太太没了，儿子把房卖了。”

杜长明接过那沓纸，翻到最后一页，看了两秒。

“哪个村的。”

“陈庄。”

“陈桂英。”杜长明说，“九四年丢的闺女，丢的时候三岁。她今年七十九。”他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行，我知道了。你吃饭没有。”

“吃了。”

“桌上有饼。”

小伙子拿了一个饼，冲沈墨和陆晚晴点了下头，戴上头盔走了。楼道里传来他下楼的脚步声，很快。

“这是二〇一九年圆的那个。”杜长明说，“那张。”

他往墙上一指。

第七列，中间靠上，照片里是一个瘦高的小伙子，站在一对老夫妻中间，三个人都笑得很僵。

“他找着以后就来了。”杜长明说，“跑腿的活儿他包了三年。我不给他钱，他也不要。他跟我说，杜叔，我这条命是别人捡回来的，我得替人家跑。”

陆晚晴把这句记下来了。

“杜会长，”她说，“这一百三十七个，您都记得住。”

“记得住。”杜长明说，“我不识几个大字，我记数。名字我记，年份我记，地方我记，哪年哪月哪天办的手续我也记。这玩意儿不难，天天看，天天说，说个二十年就是自己的了。”

他走到墙前，把一张歪了的纸条按平。

“不过我劝你们别学我这个。”他说，“记住这些没用。用的是那一栏。”

他指了指纸条上的第三行。

“圆。”他说，“圆了才算数。没圆的，我不往墙上贴。贴上去我天天看，我受不了。”

十点半，姜玉兰到了。

她是坐三十七路转二路来的，自己上的楼。楼梯上有人扶了她一把，她说了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