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上午，第二批调阅批下来了。

这一次不是一卷。

“三百二十四卷。”苏雪梅数完，把回执放下，“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三年，槐安县专项期间形成的全部收养与落户补录档案。”

“为什么这回批得这么快。”

“因为有案由了。”乔楠说。

她把手里的批件推过来。

“上一回我填调阅事由，我只能写正在核查某历史线索。这一回我写的是，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案在办，犯罪嫌疑人戚慧兰供述其在专项期间参与制作虚假出生医学证明三百余份。”

她把批件收回去。

“这两句话不一样。”她说，“前一句是我想看看。后一句是我在办案。”

韩冰用了九天。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他把结果发过来，同时人也到了工作室。

他把笔记本电脑摆在桌上，接了投影。

“两千三百一十七。”他说。

墙上是一个数。

“这是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三年，槐安县专项期间补录合规的收养与落户档案，涉及的人数。”

沈墨看着那个数。

“两千三百一十七个人。”

“两千三百一十七个人。”韩冰说，“这些人现在都活着，有身份证，有户口，绝大多数已经成年。有的在上班，有的结了婚，有的自己也有孩子了。”

他敲了一下键盘。

那个数分成了三块。

“第一块，一千九百六十四人。”

那一块是最大的。

“这些人的原始材料是齐的。”韩冰说，“有的有当年公安的捡拾报案证明原件，有的有医院的弃婴接收记录，有的能从乡里的老台账上找到对应。还有一部分是父母双亡、亲属无力抚养送进福利院的，那种有村委会和乡里的证明，人证还在。”

他把这一块单独标出来。

“这一千九百六十四个人，”他说，“是这个专项真正解决的问题。他们本来上不了户，办不了身份证，上不了学。专项把他们的档案补齐了，让他们变成了有名字的人。”

屋里没有人说话。

“第二块，三百一十二人。”韩冰说，“材料不全。有的只有一张收养登记证，前头的东西找不着了；有的公告登了，报案证明没有；有的什么都有，但是日期对不上。”

“这三百一十二个有问题吗。”

“说不清。”韩冰说，“二十年前县里的档案就是这个样子。丢一张、少一张、日期写错，太常见了。我不能因为材料不全就说这个孩子是买来的。”

他把光标移到第三块。

“第三块。”

墙上那个数字很小。

四十一。

“这四十一个人，”韩冰说，“跟董大娘那三十七本账上不在册的孩子，在三项上全部对应。”

“哪三项。”

“进入时间、性别、年龄段。”韩冰说，“董大娘的账上记的是月份，我这边有落户日期。我把她账上每一个不在册的孩子，跟这四十一份档案一个一个卡。卡出来的误差都在两个月以内。”

“这四十一个里头，”苏雪梅说，“有那六份吗。”

“有。”韩冰说，“那六份连号的出生医学证明，六个人全在这四十一里头。”

沈墨走到投影前面。

墙上三块数字。

一九六四。

三一二。

四十一。

他看了很久。

“韩冰。”

“嗯。”

“这四十一个人现在多大。”

韩冰调出一张表。

“最小的十九岁。”他说，“最大的二十九。四十一个人里头，二十六个女的，十五个男的。”

“他们在哪儿。”

“分散在十四个省。”韩冰说，“本省的十七个，外省二十四个。”

“他们知道吗。”

韩冰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表往下拉了一屏。

“这四十一个人里头，”他说，“有九个在成年以后主动做过亲子鉴定。”

沈墨转过身。

“九个。”

“九个。”韩冰说，“有的是自己起疑，有的是家里吵架说漏了。这九个人里头，有六个鉴定结果证明跟养父母没有血缘关系。”

“那六个后来做什么了。”

“三个入了库。”韩冰说，“二〇二三年那次全国库升级的时候入的。”

“比中了吗。”

“没有。”韩冰说，“他们的爹妈没在库里。”

屋里静了一下。

“为什么没在库里。”陆晚晴问。

“不知道。”韩冰说，“可能没采过血，可能人已经不在了，可能根本不知道要采血。”

乔楠是第二天上午到的。

她把三块数字看了两遍，然后在桌边坐下了。

她没有立刻说话。

她从包里拿出一瓶水，拧开，喝了两口，拧上。

“沈墨。”

“嗯。”

“我说句话，你别急着反驳。”

“你说。”

乔楠把水瓶放在桌上。

“这已经不是一个刑案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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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没有出声。

“我们现在手里的刑案，是清楚的。”乔楠说，“戚慧兰，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拐卖儿童。杜长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拐卖共犯。罗某和那十一个跑腿的。还有那个用死人身份领补贴的。这些人我能抓，能诉，能判。”

“那问题在哪儿。”

“问题在这个。”乔楠伸手指了指墙上那个一九六四。

“这一千九百六十四个人。”她说。

她把手放下。

“沈墨，你要查那四十一个，你就得动这个专项。你一动这个专项，这两千三百一十七份档案全部要重新核。核一份得多久？调原始材料、找当年经办人、走访、比对。一份档案最少一个月。”

“两千三百一十七份。”

“两千三百一十七份。”乔楠说，“而且这一核，这一千九百六十四个人的档案也在核的范围里。他们要被通知，要被问话，要被要求提供材料。”

她把水瓶又拿起来。

“这些人里头，有的四十岁了。”她说，“有的自己的孩子都上初中了。你现在去敲他家的门，跟他说，我们要核实你二十年前的落户材料。”

沈墨走到桌边坐下。

“乔楠。”

“嗯。”

“你的意思是不核。”

“我没说不核。”乔楠说，“我说的是，这件事已经超出一个案子了。这不是抓几个人能解决的。这得有人从上头往下做一个决定。”

“谁来做。”

“我不知道。”乔楠说，“我一个支队长做不了。市局也做不了。”

方敏华那天下午来了。

她听完，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到中间，摊在桌上。

“乔支队说的都对。”她说。

“那你的意思呢。”

方敏华把笔帽拔下来。

“我做律师十九年。”她说，“我一直在跟一件事打交道。”

“什么事。”

“数太大了怎么办。”方敏华说。

她在纸上写了一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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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一摆出来，所有人都会说，太大了，动不了。”她说，“这句话本身没错。可是它有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

“它把两千三百一十七个人变成了一个数。”方敏华说。

她在那个数上画了一个圈。

“变成数以后，它就只能整体处理。整体动不了，就整体不动。”

她把圈划掉。

“可这不是一个数。”她说，“这是两千三百一十七个人，一个一个的人。他们不是一起被处理的，他们是一个一个被补录的。每一份材料上有一个签名，每一个签名后头有一个日期。”

她把笔尖点在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