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笑了一声，会议室松了半口气。

我在回应末尾加了一句：梁先生和星廊曾给过我第一份行业工作机会，我不否认这段经历；过去的机会不构成对我此后劳动、经验和独立经营的持续处分权。

秦舒把“处分权”换成了“决定权”。她说前一个词放在公开回应里太硬，也容易让人误读成已经对所有经验完成法律确权。法院处理的是本案列明的东西，我们不能趁赢了就把边界吹大。

“那就写决定权。”我说。

回应发出后，热度没有像内容组预测的那样炸开。愿意看文件的人转了那张一页纸，想看两个人隔空翻旧账的人嫌它没劲。还有人追问，我既然承认梁志峰给过机会，为什么不能私下和解。

公司群里也有人问，能不能用个人账号说几句。我没有要求所有人沉默，只把边界发清：亲历的工作和自己的感受可以由本人决定是否表达；客户资料、诉讼保密材料、没有亲历的传闻和替别人作出的动机判断，不该拿去换转发。公司不统一口径让员工假装自发，也不统计谁替我说话。

一位入职不久的运营私下问行政，不转发会不会影响奖金。行政把问题记进答疑，公开回复不会。这个问题让我比评论区更难受。只要创始人的私人委屈能和员工的奖惩连在一起，“自己人”换个公司也能继续长出来。

记者把问题送来时，我没有录视频，只回了文字：“感激和权利可以同时存在。已经进入诉讼并生效的争议，按文件说；以后有没有合作，也按合同说。”

这句被截出来后，评论仍分成两边。一边说我冷，一边说终于有人把恩情算清。其实我没算清，也没有一张表能把第一份工作、垫过的医药费、七年的夜班和被删掉的名字折成同一个数字。

我只是终于不再用算不清，作为永远不开口的理由。

真正先受到影响的是渠道。

两家正在谈明年合作的商场来问，判决是否意味着BQ可以继续正常销售；另一家问星廊会不会再申请平台下架。销售组起初想把整份判决和律师意见全发过去，秦舒拦住，只让我们提供生效状态、与对方合作相关的必要事实和风险处理联系人。

“合作方要的是他们承担什么风险，不是围观你们认识了几年。”她说。

我们做了一张渠道事实页，标明版本日期。页面只写现状，不承诺以后绝无争议，也不拿判决当“官方认证原创”的徽章。合同仍按产品、交付、知识产权承诺和争议处理逐项谈，星廊是否再做别的产品，不由我们代答。

一个渠道经理视频里问我：“梁总说这是内部误会，那你们现在算竞争关系，还是还有旧股权没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