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看重的是实干的能力和切实的成效，而非空谈与派系。冯京并非激进新党，苏颂更是技术型官僚，他们的受赏，让韩琦、曾公亮等老臣也微微颔首，朝堂气氛稍缓。

赵顼话锋陡然一转，重回肃穆：

“然，江南之成，更令朕深思。何以东南一隅，能调度得法，而执天下财柄之中枢——三司，却常感左支右绌，员额充塞而效率不彰？

此非人谋不臧，实乃制度朽坏，名实混淆之故！”

他终于亮出了今日的核心议题：

“朕意已决，欲振朝纲，必先清源。源之不清，在于职司不明！

天下‘差遣’盛行，官、职、差遣，三者分离，居其位者不谋其政，谋其政者无其名位，以致推诿塞责，绩效难考，冗费丛生！

此弊不除，纵有良法美意，亦如入泥淖，寸步难行！”

“故，朕欲自三司始，厘清职司，名实相副，以‘事’设‘岗’，以‘岗’定‘责’，以‘责’考‘绩’！

为此，特召诸卿，共议此事，定一个章程出来。”

皇帝定调之后，作为三司使，帝师韩绛率先出列。他手持一份厚厚的奏书，神情凝重而坚定。

他深知，自己提出的方案，必须极具说服力，且充满政治智慧。

“陛下思虑深远，洞见症结，臣等感佩莫名！”韩绛先定下基调，随即开始陈述其精心准备的《三司差遣厘正及职事改革疏》。

他的陈述，完全避开敏感的“改制”、“变法”等意识形态词汇，通篇聚焦于“技术性”和“效率性”：

现状之弊，数据说话：“臣执掌三司以来，深为‘差遣’之弊所困。如今三司之内，有‘官’者三百余员，然实际负责具体‘事’之‘差遣’，仅百五十人有余。

其余半数，或无事可做，空耗廪禄；或事权重叠，相互推诿。一桩钱粮审计，往往需经历盐铁、度支、户部三案，主事判官、推官、巡官十余人签押，流程繁复，动辄经月，贻误时机。

此非人怠工，实乃制不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