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朕旨意！”

赵顼决断道：

“允辽所请！而且，要大方地给、成体系地给！

命翰林院、昭文馆、史馆，即刻整理《唐六典》、《通典》等所有辽主所求典籍，以皇家精刻本规格，誊抄备齐，作为国礼，赠与辽主！”

但这还不够。赵顼想到了一个更绝妙的点子，他目光投向殿中两位以学问道德着称的官员——程颢、程颐兄弟。

“程卿家”

赵顼微笑道：

“典籍是死的，人是活的。辽主既诚心向学，我天朝上国，岂能仅有典籍，而无导师？

朕意，在巡礼团北上之前，先遣一‘先师使团’，携典籍赴辽，为辽主及其臣工，讲解唐礼精义，阐发圣贤之道。

二程先生道德文章，海内共仰，此行非卿等莫属！”

这是一个双赢的安排：

二程是当时着名的理学家，学问纯正，立场却不属于激进的礼法党任何一派，由他们出任“文化导师”。

既能彰显大宋的文化底蕴，又能避免直接的政治色彩，是最佳人选。

程颢、程颐相视一眼，深知此任关系重大，躬身应道：

“臣等领旨，必竭尽所能，宣示王化，不负圣望！”

一场看似被动的外交困局，在赵顼高屋建瓴的战略视野下，瞬间被转化为一次主动的文明输出。

辽主想借唐礼自固，赵顼便顺势将整个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与话语标准打包送去。

当二程先生带着满载典籍的车队，以“文化导师”的身份北上的时候，这场宋辽之间的较量，已经悄然从军事、外交的层面，跃升到了争夺文明定义权与主导权的更高维度。

赵顼在紫宸殿的最后一番话，为这一切写下了注脚：

“让辽人去争论何为‘正统’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正统’唯一的、不可置疑的定义者。”

历史的车轮，在熙宁二年的这个秋天，驶入了一条更为深邃的航道。一场以典籍为武器、以导师为先锋的文化远征，即将在广袤的北国草原上，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