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的鸡被人偷了。不是一只——三只。在这个时代，三只下蛋的母鸡等于小型养老金。三婶每天蹲在鸡圈旁数鸡蛋：三只母鸡，每天至少两个，有时候三个。一个月六七十个。换盐、腌咸蛋过年、送邻居做人情。鸡蛋壳上还粘着鸡屎，拿在手里温温的，有一种刚从鸡屁股底下掏出来的安全感。

现在没了。鸡没了，蛋没了。三婶蹲在空荡荡的鸡圈前——只剩几根鸡毛和两坨干鸡屎，还有一股鸡骚味混着干草味。瘪了整整一顿早饭。

然后她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开始骂。这是三郎第一次见识农村妇女的骂街艺术。前世美国政治圈有个学名叫negative campaigning，但三婶的版本比任何竞选广告都更有穿透力：每两句押一个韵脚，押的还是去声，听上去像有人用铡刀在剁东西。

“哪个手贱的偷了我的鸡——吃了烂嘴，拿回家死一窝，腌了蛋臭一缸——”

村里人三三两两站在远处嗑瓜子围观。没人上前劝。在这种时候劝一个正在骂街的农村妇女，跟冲进龙卷风里打伞是一样的。三郎坐在枣树下，膝盖上摊着《论语》，根本没在看。在观察——二婶站在自家门口，脸上的表情是“骂得好但我不能公开站队”；村长老三在远处挠头，脸上写满了“我管不了但不能不管”。

然后他看到了。村东头那片红泥地——只有大槐树附近有红泥——昨天下过雨，到现在还是湿的。三婶家门口有一串红泥脚印。干了之后变成介于砖红和赭石之间的颜色，在灰黄土路上格外扎眼。

合上《论语》。走到正换气的三婶旁边，拉她袖子。

“三婶。”

三婶低头看他。表情正在从“愤怒”往“困惑”过渡——大概这辈子第一次有人在骂街时打断她。“干嘛？”

“昨晚下雨了。偷鸡的人脚上沾了红泥。红泥只在村东头大槐树那边才有。”

三婶不骂了。低头看地上的脚印。沿着走了二十步。三郎跟在后面，身后跟了十来个看热闹的。脚印从鸡圈延伸进一条窄巷子——巷子里有股潮湿的霉味——最后在一户门口消失了。门缝里飘出热水烫鸡毛的腥气混着湿羽毛的特殊气味。门口地上散着几根新鲜白鸡毛，毛根还带着淡黄色的鸡油。

三婶一脚踹开门。村东头的老光棍刘二狗正蹲在灶台边拔鸡毛。三只。锅里水烧开了，灶台上放着一把沾鸡血的菜刀和半碗凝固成暗红色的鸡血。三婶一只手揪他耳朵，另一只手抄起铁锅铲，把刘二狗连踢带骂从屋里拖到村口——拖的过程中他一只草鞋蹬掉了——甩在老槐树下逼他跪着。用拔鸡毛的刀把自己上衣扒光，绕着打谷场跑了三圈，光着膀子露出两排肋骨，边跑边喊：“我再偷鸡我就不是人！”跑到第三圈声音已经劈了。

村长老三全程没干预。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灰。“行了，三嫂。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