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开学第三天，三郎已经把班上每个人的底细摸了个大概。前世竞选团队有个“对手研究组”，专门分析竞争者的弱点、资金来源、投票记录。今世没有团队，但技能还在——只不过研究对象从参议员变成了十来个流鼻涕的农家孩子。课室比国会听证会小，但信息密度不低。每个人坐的位置、带的午饭、看人的眼神——都是一份没有写出来的财务申报表。

第一排靠门坐的是李文进。他家是佃农，每年交完租子剩不下多少。午饭从布包里掏出两个杂粮饼子，偶尔有一块咸菜。饼子是用手掰着吃的——不是掰一块咬一口，是掰成很小很碎的颗粒，一粒一粒放进嘴里。这样吃得更久。三郎注意到他每次掰饼子之前会用袖子擦一下手指——不是爱干净，是怕手上的泥蹭到饼子上，浪费了粮食。

有一天他的布包是空的。三郎把自己带的饼掰了一半放在他桌上，什么都没说。李文进看了那半张饼看了好一会儿——不是不好意思拿，是在做一道无声的算术题：如果今天吃了这半张饼，明天还不上怎么办。最后他把饼收下了。从那天起他把凳子挪到了三郎旁边。不是感激。是一种更实际的东西——他知道三郎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第二排中间是周明远。他爹是镇上最大的粮商，家底够买下整个私塾再盖一个新的。午饭是食盒——三菜一汤，丫鬟送到门口。但他上课时从来不抬头看赵先生。他把课本翻开，下面压一本自己手抄的册子——里面全是书名、刻书坊、版本号——偷偷翻看。赵先生叫他起来背书，他“呃”了半天，直到旁边的同学小声给他提词。坐下之后继续翻那个目录。他对《论语》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对苏州刻书坊书目表的熟悉程度。但三郎后来才发现他翻目录不全是为了玩——有一回翻到“医书类”那页停了很久，手指在纸上划来划去，划的是《本草纲目》。他祖母咳了一冬天，他爹请过三个郎中都治不好。全班没人知道这件事。周明远自己也从没提过。

三郎懂这种沉默。前世他见过太多——参议员在听证会上大谈国防预算，其实他儿子刚从阿富汗回来，少了半条腿。所有人都有一张桌面上的脸和一张桌面下的脸。区别只在于，在华盛顿这两张脸隔得远，在私塾里隔得近——近到你能在午饭的饼子里吃出区别。

后排坐的是马平川。地主家儿子，他爹马文忠在镇上有一百多亩地。穿的是绸衫——整个私塾唯一一个。带的毛笔是湖州产的，笔杆上刻着“平川”两个字——不是他自己刻的，是定制的。第一堂课就给三郎来了个下马威：在他的凳子上放了墨汁。

三郎进门前瞄到了。不是墨汁——是凳子上的反光不对。绸缎的反光是柔的、漫射的。墨汁的反光是亮的、像一小片静止的水面。前世在国会山见过无数类似的东西——演讲稿被人“不小心”删掉、话筒“碰巧”没声音、对手在他上台前临时更改发言顺序。放墨汁这种级别的试探，连初选都进不去。但手法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发信人想传达的信息：我看到了你。我不喜欢你在这里。

他侧身一让，坐到了旁边的空位上。凳子没事。

马平川的表情像吞了一只苍蝇。旁边几个等着看热闹的孩子集体发出失望的“切——”。那一瞬间三郎注意到了两个细节：李文进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切”——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块杂粮饼子，闷头嚼。周明远也没有——他的目光从马平川脸上扫到三郎脸上，然后翻了一页他的目录册。这两个人都在做了同一个选择：不站队。

不站队——在政治里，这叫“摇摆州”。谁也不得罪，等局势明朗了再下注。七岁的孩子当然不懂什么叫“摇摆州”，但生存本能让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在私塾这个小生态里，马平川是既得利益者，三郎是 newer（新来的）。老练的政客不会在第一周就站队——先看民意。

苏文卿在旁边看到了全过程。他用气声说了一句话：“那个凳子是马平川放的。别理他。他爹有钱，他有钱就应该有人怕他。”

“有人怕吗？”

“没有。”苏文卿蘸了墨，低头继续抄《千字文》。嘴角那个向上的弧度还在。“但没人告诉他。他没人反驳就等于默认。他爹就是这么成功的——做了很多没人反驳的事，就以为大家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