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这个姓当时是忌讳——上一个姓赵的大臣被贬了，不是学问不行，是站错了队。主考官怕得罪人，凡是姓赵的卷子都压一档。三十年。就因为我姓赵。”他把酒杯推到桌角，推开木窗。晚风灌进来，桌上毛边纸哗啦啦响。

一张揉皱又摊平的旧卷被风卷落，飘到三郎脚边——正是那篇“为国取士”。纸边烧焦了，揉过的褶子还在，但被压平了。赵先生从灶火边、废纸堆里捡回来的。

赵先生趴在桌上。不是醉了——那点黄酒不够。是一种比醉更深的疲倦。头发一半白了，胡子稀疏，颧骨高耸，眼睛半睁着，像被三十年科举磨成了灰色。这个人不是落榜生——是知道自己不该落榜、却偏偏被一个姓氏困在方寸考场里，终生不得出的失意人。最磨人的不是落榜本身，是明知前路无望，还每天站上讲台，教一群少年怎么奔赴他自己终生未能踏入的前路。

三郎把他扶到旧竹椅上，拾起滑落的长衫给他盖好。回到桌前，那张“为国取士”的折痕里多了一行极小的字，赵先生的笔迹：

“此生若中，天之幸。此生若不中，天之故。非其故。”

三郎把纸叠好塞进怀里。“非其故”——不是你自己的原因。这个老头花了三十年才搞清楚。然后用三个字告诉一个七岁的孩子，省了对方二十三年。

走出祠堂门口，晚风从稻田那边吹过来，带着熟谷子的甜味。回头看了一眼偏院那间漏风的课室——赵先生的长衫又滑到地上了。他走回去，重新盖好。赵先生在竹椅上翻了个身，嘴里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大概是在梦里还在跟那个主考官说话。说真的，一个考了三十年没考上的老秀才，酒后给学生写的那行字，比科举榜上所有名次都诚实地道出了科举的本质。

沿着田埂没走多远，祖父拄着拐杖站在暮色里。灰蓝长衫，领口浆洗过，硬挺挺地立着。祖孙俩隔着十来步对视了一眼。

“赵秀才找你谈过了？”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