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沉默片刻。站起来，拐杖在地上敲了一下——不是发怒，是“定了”的节奏。“好。明天大富带我去。老三——空烟袋先留着。嘴少说两句。”

三叔没说话，转身走了。门帘在他身后落下来。母亲从灶台边看着桌上还没收回去的银镯子——那个镯子现在还在桌上。爷爷没有说“收起来”。等明天从县衙回来，银镯子会重新戴回她手上。但今晚，它在桌上。

三郎走到院子里。枣树叶子哗啦啦响。元宝趴在树底下，看到他出来，尾巴扫了一下。柴房方向透出一线灯光——三叔没回屋。在削木头。

明天去县衙。后天税吏来。桌上那个银镯子在灯下反着一点光，刚好照在那朵刻了十几年的桂花上。

那天深夜，三郎起来上茅房，看到堂屋里还亮着灯。他走过去——父亲坐在条凳上，面前摊着一张旧田契。不是在看。在看窗外。月亮挂在枣树上面，把院子照得发白。父亲听到脚步声，没有回头。只是用手指敲了敲旁边的凳子。三郎坐上去。父子俩在月光下坐了一会儿。父亲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但三郎注意到他面前那张田契上有一块被手指反复摸过的地方——泥地最低那块田的位置，已经被摸得发亮了。父亲一晚都在摸那个位置。明天天亮，他和二叔和祖父要去县衙。他不能像二叔那样抱拳——他不会。不能像三郎那样背律法——他不会。他能做的，就是把田契揣在怀里，用体温把它焐热。

第二天天没亮，祖父穿着浆洗过的灰蓝长衫拄着拐杖站在院门口。二叔把那张盖了朱砂印的文书揣进怀里——今天这张纸上会多一个章。父亲站在院门口，手里拿那个竹筒水壶——水是满的，壶嘴擦过了。他把水壶递给二叔，没有说一句话。然后转身去田里了。

三郎站在枣树下。看着祖父和二叔的背影在田埂上越来越小。元宝趴在他脚边，打了个哈欠。三叔靠在门框上——嘴里叼着空烟袋。两个人并肩看着两个背影。三叔忽然说了一句：“你爷爷那根拐杖——走三里地够呛。他上次走三里地是去周家提亲。那天回来之后膝盖疼了三天。”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疼得骂了我三天。他说——『老三你看看你大哥，人家自己选的媳妇。你什么时候能自己选一件事。』”三叔把空烟袋从嘴里拿下来，在空中做了个虚敲的动作。“我说我选了啊——我选了不管闲事。”

三郎差点被自己的呼吸呛到。三叔看了他一眼，嘴角居然有一个弧度——不是白天那种酸的弧度，也不是削木头时那种安静的弧度。是“我知道你觉得这个回答很好笑但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的弧度。

田埂上，祖父和二叔的背影已经拐过了村口那棵歪脖子柳树。三郎看那两个背影——一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踩在还没化完的霜上；一个揣着田契，怀里那张纸比怀里那点碎银子重十倍。他忽然想：祖父上次走三里地是去提亲，回来骂了三叔三天。这回走三里地是去保田——回来会骂谁？也许谁都不骂。也许话都在那条三里的路上走完了。

元宝的尾巴又扫了一下他的脚踝。三叔把空烟袋叼回嘴里，没点火。两个人继续看那条田埂，直到背影彻底看不见了——只剩下霜，在日光里白亮亮的，像母亲的银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