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英住过的小区叫幸福里。

名字起得讽刺。这是城东一片八十年代盖的老居民楼群，六层的砖混结构，外墙上刷的白灰大面积脱落了，露出底下灰褐色的水泥和红砖。有几面墙上还残留着十几年前防水涂料的痕迹，涂得歪歪扭扭，像一块块灰绿色的癣。楼道里的灯坏了一半以上，剩下的也摇摇欲坠——灯泡被廉价的白色塑料罩子罩着，罩子上积了厚厚一层油灰。楼梯扶手是铁管子焊的，锈得不成样子，有些地方已经断了，用铁丝缠了几圈勉强接上，手一碰就掉锈渣。

一月份的风从没有封闭的楼梯间灌上来，夹着底层垃圾桶发酵出的酸臭味、某户人家在炸辣椒的呛味，还有一股说不清来源的霉味——潮湿的混凝土腐烂了几十年之后特有的那种气息。

沈墨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提了提。金属拉链头冰得像一块铁，隔着手套都能感觉到寒意。他和陆晚晴一前一后走进了三号楼的楼道。楼道里比外面更暗，脚底下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水——不知道是哪里渗的，踩上去发出轻微的啪嗒声。

钱秀英生前住在一楼，103室。

门上挂着一把新锁，银色的，和周围发黄发灰的门框显得格格不入。门缝里塞着好几张小广告——开锁的、通下水道的、收废品的、办假证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落了一层灰。没人住了。隔着门缝能闻到一股闷在密封空间里很久的、陈旧的、死掉的空气的味道。

沈墨在103门前站了几秒。他伸手碰了碰那把锁——锁是干净的，没有锈迹，说明换上的时间不算太久。但锁眼里塞了灰。没有人用钥匙开过这扇门，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他没有在这扇门前多待。他转向隔壁，敲了敲104的门。

里面传来拖鞋蹭地面的声音，细碎的、缓慢的，一步一步挪过来。然后是门链哗啦一响——门开了一条缝，大约十公分宽。

一双精亮的小眼睛从门缝里看出来。

开门的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穿着暗红色的棉睡衣，领口磨得发白，头上裹着一条灰色的毛线围巾，把额头和两鬓都遮住了。她看到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口，先往后退了半步，手搁在门边上没松——随时准备把门关上的姿势。

阿姨您好。沈墨把声音放得很平，不快也不慢。我们想了解一下以前住在隔壁的钱秀英老师——

你们是派出所的？老太太打断他。声音不大，但很利索，一个字都不含糊。

不是。我们是帮人调查一些事情的。沈墨掏出名片递过去。名片从门缝里递进去，老太太接过去的时候手指蹭了一下他的手——她的手干燥而粗糙，像一截老树皮。

老太太把名片凑到眼前看了看。她大概有些老花，脑袋往后仰了仰才看清上面的字。嘴里念叨了一遍：晴心寻人工作室。然后把名片翻了个面，看了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她抬起头来看沈墨：你们找人的？钱老师又没失踪。

我们想了解她的一些情况。沈墨说。您和她熟吗？

老太太没有回答。她把门缝里的脑袋缩回去，往楼道里左右张望了一下——不知道在看什么，楼道里除了那几张塞在门缝里的小广告、墙角那只干瘪的死蟑螂之外什么都没有。她好像在确认什么——确认没有第三个人在听他们说话。

然后她把门链摘了，门开大了。

进来说吧。门口风大。

老太太姓孙，叫孙秀珍，和钱秀英做了十五年的邻居。

她家的客厅很小，也就十来个平方，塞满了东西。一张折叠餐桌靠着窗户摆着，桌面上铺了一块塑料桌布，桌布上的花纹已经磨得看不清了。两把塑料椅、一个柜式电视机——那种老式的、屁股很大的CRT电视，屏幕上蒙着一块碎花布。一台落地扇靠在墙角积灰，冬天用不上，但也没地方收。暖气片在窗下嘶嘶响着，声音像一只老猫在喘气。空气里有一股隐约的樟脑丸味和炖了很久的白菜汤味。

沈墨和陆晚晴坐在塑料椅上。椅子一坐就往下陷，发出吱嘎一声，沈墨下意识稳了一下。老太太没有坐，站在餐桌边上，两只手交叠着搁在桌沿上，身体微微前倾。她的站姿有一种奇怪的郑重——像是在等一个她等了很久的提问。

钱老师的事，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她问。语气不是戒备。是一种长久的、沉淀过的困惑——像一壶茶泡了太多遍，味道已经淡了，但底下的茶渣还在。

有人向我们提到了她。沈墨没有说宋远明的名字。我们想从头了解一下。您能说说钱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孙秀珍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在嚼一个咽不下去的东西。过了好几秒她才开口。

钱老师嘛——人是好人。比谁都好。

她的字拖得很长，像是在回忆一件很重的东西，要一点一点把它从记忆深处拽出来。

她以前是二中的数学老师，教了一辈子书。退休之后也闲不住——你知道老师这种人，一辈子站讲台站惯了，突然没课上了，浑身不自在。她就在社区办了个免费辅导班，给周围的小孩补数学。每个礼拜三和礼拜六的下午，我都能看到她客厅里坐着三四个小孩，她站在一块小黑板前面画三角形、写方程式。那块小黑板是她自己掏钱买的，立在客厅角落里。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孙秀珍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她的目光落在客厅的角落——那里现在放着落地扇。但她看的不是落地扇。

有时候我路过她窗户底下，能听到她在里面给孩子讲题。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一句一句，从来不急。她说数学这个东西急不来，你越急孩子越糊涂，你得慢慢讲，讲到他眼睛亮了为止。

她的精神状态怎么样？陆晚晴问。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问一个她已经知道答案但还是想亲耳听到的问题。在被送进明德中心之前。

孙秀珍看了陆晚晴一眼。打量了她两秒。你问的是她有没有老年痴呆吧。

放屁。

老太太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嘴角是往下撇的。不是骂人——是在表达一种被冒犯的愤怒，一种替已经不在了的人被冒犯的愤怒。

钱秀英比这栋楼里任何人都清楚。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在楼下做操，做完操七点去菜场买菜。回来之后把一天的账算得清清楚楚——哪家的茄子比昨天贵了两毛钱，哪家的五花肉比上个礼拜薄了一指头，她全记得。她教了四十年数学，到退休的时候还能心算三位数乘法。有一回她帮我算过水电费——她扫一眼就说出数来了，我拿计算器按了半天发现和她说的一样。你说这种人——老年痴呆？

她说最后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提高了半个调，搪瓷杯在桌面上被她的手腕碰了一下，发出一声闷响。

沈墨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些。钢笔在纸上划出细微的沙沙声。

那她的女儿——钱丽华——

你提她。

孙秀珍的脸色变了。不是生气。是一种更深的、更持久的东西。嫌恶。那种你亲眼看着一个好人被自己的亲人毁掉之后，对那个亲人产生的、刻进骨头里的嫌恶。

钱老师的命就是毁在她手里的。

怎么说？

孙秀珍转过身去，从电视柜旁边拿了个暖水瓶——铝皮的，上面印着牡丹花，漆都快掉光了。她拧开瓶塞，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水蒸气从杯口升起来，在她脸前面散开，模糊了她半张脸。她端着杯子没有喝，就握在手里暖着，两只手把搪瓷杯包得紧紧的。

钱老师有三套房。她说。不是什么豪宅——就是拆迁分的。幸福里这边搞旧城改造，她家的老房子拆了，分了两套回迁房在城南新小区。加上她自己原来住的这一套，一共三套。两套在城南，面积不大，一个八十多平，一个六十多平。这一套在这里，四十来平。三套加起来按当时的市价——大概五百万左右吧。

五百万。沈墨重复了一遍。不是惊讶，是在确认。

钱老师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她也不是缺钱花——退休工资每个月五千多，一个人够用了。那三套房她早就说好了，要留给孙子。孙子叫钱浩，当时在上高中，学习还不错。钱老师说等孙子将来考上大学、结婚、生孩子，这三套房就是给他的根。一个老人家的心思嘛，朴素得很——她不信银行，不信理财，只信房子。

孙秀珍喝了一口水。热水在她喉咙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咕咚声。

但她女儿钱丽华不干了。

老太太把杯子放下来，声音变得更慢了，像是在回忆一件她已经在脑子里过了无数遍的事。

钱丽华嫁的那个男人叫郑强，做什么生意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总说缺钱，三天两头跟人借，借了不还。他们两口子从拆迁款下来那天起就隔三差五上门，让钱老师把房子过户给他们。一开始说的好听——什么妈你年纪大了管不过来我们帮你打理。钱老师不同意。她说房子是留给孙子的，不给就是不给。两口子就开始闹了。不是小打小闹——是那种邻居全听得见的闹法。有一次闹到凌晨一点多，我在隔壁被吵醒了。钱丽华那个声音尖得——

她停了一下，像是那个声音又在耳朵里响了一遍。

她骂她妈老不死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怎么不早点死了算了。一字一句，隔着一面墙，我听得清清楚楚。钱老师一声没吭。第二天早上我碰到她在楼下倒垃圾，她眼圈是红的，但什么都没说。只是冲我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的那种笑。

陆晚晴手里的笔停了。她没有在写字——她在听。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一厘米的地方，一动不动。

后来呢？沈墨问。

后来有一段时间消停了。大概两三个月没动静。我以为他们算了，或者钱丽华总算有了点良心。孙秀珍把暖水瓶的塞子重新拧上，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大概是2022年底还是2023年初的事——记不太准了，但肯定是冬天，因为她穿着那件墨绿色的棉袄来我家串门的。她坐在你们现在坐的那把椅子上，手里端着一杯热水——我给她倒的——跟我说了一句话。

老太太看了一眼陆晚晴坐的那把塑料椅。目光在椅子上停了一秒，又收回来。

她说：秀珍，我最近总觉得不太对劲。丽华突然不闹了。不光不闹，还对我好得很——天天来给我做饭，帮我洗衣服，还带我去体检。你说她这是怎么了？良心发现了？

小主，

孙秀珍学钱秀英说话的时候语调变了——变得温和一些，慢一些，带着一点困惑和小心翼翼的期待。

我当时就说：不像。钱老师自己也说不像。她说丽华从小就不是那种会良心发现的人，她要是对你好，一定是有目的的。但她说不出目的是什么。

体检？沈墨抓住了一个词。他的笔在纸上点了一下，墨迹洇了一个小圆点。

对。钱丽华带她妈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说是孝顺嘛——怕老人家有什么毛病没检查出来。钱老师当时其实挺感动的。你想啊，女儿闹了那么久，突然不闹了，还主动带你去体检，哪个当妈的心里不会软一下？

孙秀珍的嘴角微微往下弯了一下。

但她跟我说了一件奇怪的事。

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暖气片在这时候恰好咕嘟了一声——管道里的水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发出一声像打嗝一样的闷响。声音消散之后，客厅里安静得能听到窗外的风声。

体检的时候，有一项检查是单独做的。不在体检大厅里——钱老师说她被带到了另一个楼层的一个小房间，门关上了，里面只有她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医生。那个医生没有拿听诊器，也没有量血压，就是坐在她对面问问题。

什么问题？陆晚晴的身体微微前倾了一点。

那种很奇怪的问题。钱老师说她当时就觉得奇怪——不是问你哪里疼、有没有高血压那种正常的问题，是问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饭你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吗你能记得你孙子的生日吗你把一百减七再减七一直减下去是多少。钱老师说她都答上来了，答得很快。但那个医生一直在本子上写东西——写了很多很多，翻了好几页。

沈墨和陆晚晴对视了一眼。

精神鉴定。标准的认知功能评估——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MMSE。陆晚晴作为心理咨询师，太熟悉这套流程了。那些问题不是普通体检的内容，是用来评估一个人有没有认知障碍的。

钱老师当时没多想。孙秀珍继续说。她以为那就是体检里的某个项目——她没做过全面体检，不知道正常的体检应该有什么。但后来——

老太太的手指在杯沿上无意识地摩挲着，指甲刮过搪瓷杯面，发出一声细微的、刺耳的声响。

大概一个月之后吧。过完年没多久。2023年的年，钱老师是一个人过的——钱丽华和郑强没来。我还纳闷，说好了要孝顺呢？过年都不来看看？后来想想，孝顺那一阵子大概就是做给人看的——或者说做给某份文件看的。

她停了一下，好像在咽什么东西。

正月十几的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很冷，风大得很——早上七点刚过，我正在厨房热馒头。蒸锅在灶上响着，我一边看着火一边听收音机。突然听到隔壁有动静。

孙秀珍的声音变了。从之前回忆的语调变成了一种更紧、更急的语调——像是那天早上的声音又在她耳边响了起来。

不是平时的声音。钱老师平时安安静静的，你隔着墙几乎听不到她。但那天的动静很大。有人在喊，有人在哭，还有东西摔在地上碎了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是钱老师桌上那个搪瓷花瓶。我关了灶上的火就冲出去了，打开门往隔壁看——

她的手在桌沿上攥紧了。

103的门开着。钱丽华站在门口里面一点的地方，低着头，不看人。郑强挡在门口——他个子很高，肩膀宽，把半个门框都堵住了。还有两个穿白大褂的人，戴着口罩，一人架着钱老师一条胳膊往外拖。不是走——是拖。她的脚在地上蹭着，拖鞋掉了一只，光着一只脚踩在水泥地上。她一边被拖一边喊——

孙秀珍的嘴张了一下，又闭上了。过了两秒她才把那句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