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良的公开信息比沈明远更。

沈明远的公开形象是——严肃、低调、深居简出，他的可怕在于看不见。温良正好相反，他的公开形象是——高调、热情、无处不在，他的可怕在于看得见的太多了，多到你觉得不可能是坏人。

苏雪梅用了两天时间整理温良的所有公开资料。她不在工作室办公，她跑到省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去，按沈墨说的，在他视野之外做事。她不开车去，坐公交，一个普通的、不会被任何人留意的女老师，背着帆布包，上了319路，下了车，走进图书馆，在角落里找了一台机器，从早上九点坐到下午五点，只在中午出来吃了一碗馄饨。

她做笔记的方式很特别。她没有用笔记本电脑，她用的是一摞A4打印纸。每张纸的最上面写一个时间维度，1965-1983（少年/求学）1983-1994（医学院）1994-2002（晋升期）2002-2017（成名期）2017-至今（圣人期）。她在每张纸上把这一阶段所有能查到的事件，时间、地点、人物、关键词，一条一条写下去，没有评价，只有事实。

整理完之后她回到工作室，把那叠纸放在前台桌上。陆晚晴看了三十秒，她没有立刻翻，而是先看了一眼苏雪梅。苏雪梅的眼睛是红的，熬过的，但精神不是垮的，是那种我把一件事彻底做完了的累。

先喝水。陆晚晴推过去一杯凉白开。

苏雪梅喝完。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如果只看纸面，应该上感动中国。

她没有在开玩笑。

温良，1965年出生，省城人。1983年考入省城医科大学外科方向。本硕博连读。1994年博士毕业留校。2000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两年，师从国际器官移植先驱托马斯·斯塔兹尔的弟子。2002年回国。2005年破格晋升教授。2008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7年，他创办了阳光器官捐献协调中心。

创办的背景是：他的一个学生，一个二十六岁的博士在读生，因为肝衰竭等不到肝源，在等待名单上排了八个月，死了。温良在追悼会上说了一段话，被多家媒体引用：我是做器官移植的医生。我能做的手术，但我等不到器官。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眼看着他在我面前一天一天地衰竭，而我手里有最好的手术刀，但没有一颗肝可以给他。这是医生最大的耻辱。

之后他花了两年时间，走遍全省每一个县市，推动器官捐献的社会宣传。他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厂，讲座、座谈、宣传册，亲力亲为。他自己签了器官捐献志愿书，身体力行。他在省电视台做过专题节目，在全国人大的听证会上做过发言，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正面的，全部是正面的。

2020年，阳光基金会成立，专门资助贫困的器官移植患者。基金会每年的募款晚会是省城慈善界的大事，明星站台、企业捐赠、政府领导出席。温良在晚会上穿西装，不穿白大褂，拿着麦克风，讲他的学生的故事，讲那些等不到器官的人的故事，台下的人哭了。

苏雪梅在整理这一段的时候，找到了温良在2024年阳光基金会五周年晚会上讲话的视频，一段四十五秒的高潮片段。她把视频投到工作室的小投影上，三个人一起看了一遍。

视频里温良穿一身藏青色西装，胸前别着白鸽徽章，站在聚光灯下。他讲他的学生小李，博士在读，肝硬化晚期，等了八个月，最后死在了他的手术室外面。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他妈妈跪在地上，抓着我的白大褂，她说，温教授，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我说，阿姨，对不起，我没有肝。

温良说到这里，眼睛里有泪光，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在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把头抬起来，让光打在他的脸上，脸上的泪光被拉成了一种克制的哀伤。这种克制比真的哭更打动人。

下面的观众，掌声响起来，夹杂着掌声里有几个抽泣声。

苏雪梅把视频暂停了。她看着画面里那张被聚光灯照亮的脸，很久没有说话。

他是真的，还是装的？她问。

陆晚晴想了一下。

他可能是真的。她说，他的学生确实死了，他确实没有救成。这种丧失，会成为一个人的真实情感。但，真实的情感不能为后续的犯罪提供赦免。很多犯罪者都有真实的过去，沈明远有真实的丧子之痛，温良有真实的丧学生之痛。但创伤是创伤，犯罪是犯罪，这两个之间，只有他自己会画等号，别人不能。

还有一种可能。沈墨说，真实的情感，发酵成了我应得的逻辑。我失去了我的学生，所以我有权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救别的病人，哪怕这个方式跨过了边界。这种逻辑，比纯粹的贪婪更难攻破，因为他自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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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洽的犯罪者。陆晚晴说。

沈墨说，自洽的犯罪者最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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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阳光基金会累计募集善款超过两亿。资助了一千二百余名贫困患者的移植手术费用。有名有姓，有患者感谢信，有康复合照，挂在基金会的官网上，一排一排。

苏雪梅把这一千二百多个受助者的名字下载下来，做了一个表格。她没有逐一查，但她随机抽了一百个，其中九十六个是真人，有详实的病历记录、康复跟踪、家属感谢信，只有四个查不到。

百分之九十六的真实率。她说，温良真的，救了人。

他需要这些真实，做掩护。陆晚晴说，如果他做的只有犯罪，他撑不到今天。他必须有大量的真实救人，来稀释那些非法器官。每一颗合法的肾，救一个真实的患者，为他买一份真实的感激。这些感激加起来，构成了他的盾。

这就是问题所在。陆晚晴看完苏雪梅整理的所有资料后说，他不像沈明远。沈明远的学术光环是防御性的，他用它来挡住调查。温良的公众形象是进攻性的，他用它来创造一种不可能是坏人的社会共识。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们有了秦若兰的证言和韩冰的数据，如果我们把温良涉嫌非法器官获取的消息放出去，公众的第一反应不会是，而是不可能，他是好人，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他

沈墨想起了沈明远案中的一个场景：沈明远在省城大学做讲座，在被捕的同一天，他把自己放在了聚光灯下，让任何对他的执法行动都看起来像。

温良做的是同一件事，但更彻底。他不是在被查的时候才做讲座，他做了十年的讲座。他的整个公众形象就是一场持续十年的、覆盖全国的、有大量真实受益者为之背书的。

这是一面比任何法律保护令都更坚固的墙。

但墙不是用来永远挡住的。沈墨说，墙是用来拖时间的。他知道做的事迟早会被查，但他赌的是，在被查之前，他已经救了足够多的人，到时候公众会替他说话。

公众会替一个活人摘器官的人说话？

如果这个人同时救了一千两百个人，是的。至少一部分人会。

舆论场的算术，跟法律的算术不一样。陆晚晴说，法律算的是你做了什么，舆论算的是你做的好事和坏事哪个多。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算法。

陆晚晴没有再接话。她看着白板上温良的名字，红色马克笔写的，跟沈明远在同一面白板上，但不在同一个区域。在白板的右上角，她写了一行小字：

在拿到铁证之前，所有的怀疑，都不能让公众听见。

这一行字，是整个调查的纪律，也是这个案子最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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