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墨眉头动了一下。
“你不信？”季文渊笑了，“你看，你帮那些被命运碾过的人，找回一点公道。我呢，我办产业园，给几千个年轻人饭碗；我办助学基金，让几千个山里娃，有书读。我们都是，想让这个世界，好一点点的人。我们都在做善事。”
他顿了顿，话锋极轻地一转。
“区别只在于，”他说，“你做善事，靠一腔热血，单打独斗，能帮一个是一个。我做善事，靠的是格局，是系统，是规模。我一年能帮的人，比你一辈子帮的，还多。”
这番话，绵里藏针，听着像谦逊的剖白，实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碾压。他在说：我做的善，比你大得多。你凭什么，来查我？
沈墨没有接他这套。
“季董，”他直视着季文渊，“我今天来，不是来听您讲格局的。我想问您一个具体的人。”
“哦？”
“郑桂芳。”沈墨一字一句，“六十二岁，纺织厂退休女工。去年，被一个境外园区的话务员，用‘稳健的老李’的身份，谈了三个月感情，骗光了三十七万养老钱，又抵押了房子，借了高利贷。今年，她从自己住了三十年的楼上，跳了下去。”
“她被骗的那三十七万，”沈墨说，“经过几十张卡的跑分，过了一道泰达币，绕了几个国家，最后，落进了您云启产业园旗下，一家叫‘跨境数字贸易结算’的公司账上。”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瞬。
季文渊脸上的笑，没有变。他端起茶杯，又呷了一口，神色甚至带着一丝悲悯。
“这样的事，我也听说过，痛心啊。”他叹了口气，“电信诈骗，害人不浅。我每次在新闻上看到，都揪心。沈先生，可是你说的这笔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放下茶杯，语气变得像一个在给晚辈讲课的长者。
“我的产业园里，有上百家企业。其中是有几家做跨境支付、数字结算的。这是国家鼓励的新业态，有牌照，合规经营。每天经手的资金，成千上万笔。”他摊开手，“我是产业园的管理者，是个‘房东’，是个搭台子的。台子上唱戏的，成百上千家。我怎么可能知道，流过其中某一家的某一笔钱，背后是干净的，还是脏的？这就好比，一条高速公路上，跑过一辆运赃款的车。你能因此，去抓修这条路的人吗？”
这套说辞，滴水不漏。和蔡永明那句“归那边管”，是同一个逻辑的高级版本。把自己从那条罪恶的链条上，干干净净地择出去，只留下一个“无辜的搭台人”的形象。
“修路的人，”沈墨盯着他，“如果明知道这条路上天天跑运赃款的车，还专门给这些车，修了不收费、不查验、神不知鬼不觉的专用通道，那他，就不是无辜的修路人了。”
季文渊看着沈墨，眼神里第一次，掠过一丝极淡的、冰冷的东西。但很快，又被那层温和的笑，盖了过去。
“沈先生，你这话，可就诛心了。”他轻轻地说，“做生意，讲的是证据。法律，讲的是程序。你有证据，证明我‘明知’，证明我‘专门修了通道’吗？”
他往后靠了靠，从容地。
“没有。”他替沈墨回答了，“你没有。这两年，不是没有人，想查我这条‘通道’。可结果呢？”
他笑了笑，那笑里，有一种洞悉一切的、令人发寒的笃定。
“结果是，每一次，都查不下去。沈先生，你知道为什么吗？”
沈墨没有说话。他知道季文渊指的是什么。那三份盖着红章的“暂缓”。这个人，在向他炫耀那把伞。
“因为，”季文渊端起茶杯，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平静的眼睛，“我是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查我，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我让谁付，是这个社会的规矩，自己会让查我的人付。”
这是整场谈话里，他离“威胁”最近的一句。可即便这一句，也包裹得严严实实，挑不出任何把柄。
沈墨没有被吓住。这种人，他面前坐过太多次。贺远山、沈明远、温良，每一个，都曾这样居高临下地，向他展示过自己的“动不得”。
“季董，”他平静地说，“你说的代价，我信。这些年想动你的人，多半没落着好。但我也想跟你说句实话。”
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坐着的季文渊。
“你见过的那些查你、又被你那把伞挡回去的人，他们查你，是为了立功，为了政绩，为了一个案子。案子办不成，他们会怕，会退。”沈墨说，“可我不一样。我不办案子。我找人。我是为了一个找了哥哥两年、手冻得开裂的妹妹，为了一个被骗得跳了楼的老太太，为了一个拿命带出证据、连觉都不敢睡的小伙。”
“为了人去查你的人，”沈墨一字一句，“不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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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文渊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笑了。这一次的笑里，第一次有了一丝真正的兴味，像是在打量一件意料之外的东西。
“有意思。”他轻声说，“沈先生，你让我想起一个词，价值。在我眼里，这个世界，是由价值组成的。一个产业园，能创造多少产值、多少税收、多少就业，这是价值。一个助学基金，能换来多少声誉、多少人脉、多少‘动不得’，这也是价值。”
他端起茶，神色平静得像在谈论天气。
“至于你说的那些人，那个妹妹，那个老太太，那个小伙——在一笔笔交易里，他们是什么呢？是成本，是损耗，是必要的代价。”他抬眼看沈墨，“一桩好的生意，要算总账。几千个就业，几千个上学的孩子，对几个、几十个损耗。沈先生，你说，这笔账，划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