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了。

省城的春天来得不声不响。先是巷口那棵梧桐，抽了芽，嫩绿嫩绿的，挂在还没暖透的风里。然后是墙根的草，包子铺蒸笼上的热气，橘猫身上一点点褪下去的、过冬的厚毛。

工作室窗台上那个空了一冬的花盆，也有了动静。

陆晚晴买回来的新一茬白雏菊，栽下去，缓了些日子，到四月头上，开了。白色的小花，一朵挨着一朵，在初春的阳光里，干净，安静。

新的根。新的花。还是同一个窗台。

巷子也跟着活过来了。老张的包子铺换了新笼布，蒸汽一早就冒得旺。橘猫从冬天那个缩成一团的毛球，重新舒展开，趴在台阶上晒太阳，尾巴一甩一甩。早上买包子的人多起来，巷子里有了人气。傍晚下班的人，拎着菜，慢悠悠往家走。这条老城区的巷子，几百年了，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人来了又走，可它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工作室也照旧。三块白板，中间那块写着几桩在办的小事。门边那面软木板，绿图钉又添了几枚，那是这半年里了结的几桩寻人案。有找到走失老人的，有帮人核实身份的，都是些不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的小事。绿一枚，就是一个人找回来了，一桩心事，落了地。

沈墨还是每天最早到，进门先摸一下暖气片。虽然开春了，暖气片凉了，可这个习惯，改不掉。陆晚晴还是九点到，脚步不快不慢。苏雪梅还是拎着包子，照看那只橘猫。日子一天一天，平平淡淡地往前走。

平淡，是这间工作室，用一桩桩惊心动魄的案子，换来的东西。沈墨很珍惜这种平淡。他知道，每一段平淡的日子底下，都垫着，某一个人，曾经趟过的血与火。

田蕊那天来工作室，看见那盆开了的白雏菊，站着看了很久。

“晚晴姐。”她轻声说，“去年冬天我第一回来，雪那么大，这窗台上，就一个空盆。我当时心里想，这家工作室，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揣着一个，空了的、不知道还能不能再长出东西来的，盼头。”

陆晚晴笑了笑。那是她不轻易露出的、比笑更安静的东西。

“空盆里，也有根。”她说，“剪到根，不是死了，是在等。等一个开春。”

那半年多里，很多事，落了地。

季文渊那个“云启数字产业园”，被查封、清算。那片曾经光鲜的玻璃幕墙，挂上了别的牌子，进驻了真正做事的企业。门口那块刻着“向善”的巨石，被人撬走了。听说，要回炉，重新打磨。一块石头，洗不掉它当过假面具的那段过去，可至少，不必再杵在那儿，天天替一个骗子，撑着脸。

被困在境外的人，随着“断流”行动的深入，一批一批，被解救、遣返回来。名单上的人，大多有了下落。有的活着回来了，像周浩。有的，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小娟，还是没有消息。

苏雪梅没有把那枚图钉拔下来。它还黄着，钉在软木板靠边的位置，旁边压着那张卡片：小娟，女，十九，云南，失踪。每次有新一批解救名单下来，苏雪梅都要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找一遍。田磊提供的那条“被转卖到更深处”的线索，专项组还在跟。

那枚黄图钉，是这间工作室，给那个还没回家的姑娘，留着的一盏灯。灯亮着，人就还没被放弃。

吴勇的腿，做了第二次手术，接好了，虽然还是有点瘸，可不用再拄拐了。他没有回老家。他留在了省城，在苗蕾他们反诈中心的牵线下，做起了反诈宣讲。

一开始，他站在台上，话都说不利索，手抖。可讲着讲着，他就稳了。他把自己在园区里挨的电棍、泡的水牢、断的腿，一样一样，讲给那些做着“高薪出国梦”的年轻人听。他说，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个馅饼，我咬过。咬下去，是一口血。

有人说，吴勇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非要把疤揭开给人看。

只有沈墨懂。吴勇不是忘了疼。他是把自己那道永远好不利索的疤，变成了一堵墙，拦在别的年轻人，和那张网中间。他从那个地狱里，没白爬出来。

郑小敏，把她妈那条没织完的、浅黄色的围巾，织完了。

她来工作室，告诉田蕊这件事的时候，很平静。她说，她把围巾，给她儿子戴上了。她儿子问，姥姥呢。她说，姥姥去了很远的地方，可姥姥给你织的围巾，戴上了，就跟姥姥抱着你，一样暖。

她没有原谅田磊。这一点，到现在，到以后，都不会变。

可她也没有，再被那恨，烧着。她把母亲的名字，交给了田磊去记一辈子；她把母亲织的围巾，交给了下一代去暖着。该清算的，法律清算了。该背负的，那个加害者背负着。剩下的日子，她得替母亲，好好地，往下过。

这就是她，跟那道伤口，达成的，相处的方式。不和解。但，继续活。

田蕊去看过郑桂芳的墓一次，是跟郑小敏一起去的。两个被同一件事撞碎、又各自慢慢拼起来的女人，站在墓前，没说几句话。临走，田蕊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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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替她哥，鞠的。

苗蕾成了工作室的常客。

那桩案子之后，省反诈中心和晴心寻人工作室，结成了一种谁也没明说、却心照不宣的协作关系。工作室接到的、那些牵着诈骗影子的寻人案，会第一时间，递到苗蕾那里。苗蕾手里那些，卡在流程上、够不着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线索，也会，悄悄地，分一些给工作室这双更灵活的手。

官的，民的，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一个有权，一个有空子钻不进去的角落能进。两下里搭着，那张吃人的网，就更难，再轻易地，从谁的指缝里，漏过去。

周明退居二线了，可还时不时给沈墨打电话，骂两句这世道，又叮嘱他注意身体。韩冰还在省厅那个堆满设备的机房里，裹着军绿棉大衣，吃泡面，盯着屏幕。陆鸣那篇《白手套》，得了个奖，他没去领，说，这种奖，领着，膈应，那是踩着多少人的血写出来的。方敏华的“启明法律咨询”，又添了几个专做电诈被害人援助的年轻律师。

周素芬呢，那个被囚了十三年、换了肾、学做饭的老太太，如今，饭做得有模有样了。她还学会了用智能手机。沈墨给她装了好几个反诈的、防骗的提醒。有一回，真有个陌生电话打进来，操着外地口音，亲热地叫她阿姨。周素芬听了两句，乐了，说，小伙子，你这套，我儿子早教过我了，你省省吧。

挂了电话，她还特意，打给沈墨，邀功一样地，说了这事。

沈墨在电话这头，听着母亲那点小得意，忽然就红了眼眶。

他想起郑桂芳。想起那个，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儿子、来教她“这套你省省吧”的、孤孤单单的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