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是傅正邦约的。

八月一日，秘书小邵打来电话，说傅主任三号下午有半天时间。

“他约的。”苏雪梅说。

“他约的。”

“上个月他不见。”

“上个月还没成立工作组。”沈墨说。

市社会福利和救助服务中心在一栋九十年代的办公楼里，六层。

六楼走廊两边是办公室，门上挂着牌子：综合科、救助科、儿童福利科、项目办。

最里头那间门牌上写着：主任室。

小邵在门口等着。

“傅主任在里头。”

屋子不大，二十来平米。靠窗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电脑、一个文件筐、一个白瓷杯。桌子的一侧摞着七八份文件，摞得很齐。

靠墙一排书柜，四格。

第二格摆着那六册《纪实》，书脊朝外，一本不缺，摆得很正。

傅正邦从桌后站起来。

他中等个子，比沈墨矮小半个头。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往后背着。戴一副没有边框的眼镜，镜片很干净。他穿一件浅灰色的短袖衬衫，扣子扣到第二颗，口袋里插着一支笔。

“沈墨。”

“傅主任。”

“坐。”

他自己去接了水，用的是纸杯，泡的是茶叶包。他把两杯茶端过来，一杯放在沈墨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那一侧。

他没有回到办公桌后头，他在沈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

“你们那个工作室，”他说，“开了几年了。”

“五年多。”

“几个人。”

“正式的四个。”

“经费呢。”

“接案子。”沈墨说，“也有捐的。”

傅正邦点了点头。

“不容易。”他说。

他把纸杯往前推了一点。

“我看过你们的报道。”他说，“陆鸣那个记者写的那几篇我都看了。写得好。”

沈墨没有接。

傅正邦把手在膝盖上放平了。

“沈墨，今天我请你来，不是要跟你谈条件。”他说，“我是想跟你说一说这件工作。”

“您说。”

他讲了五十分钟。

“二〇〇九年三月，我到县民政局。”他说，“分管社会事务和福利机构。到任第一个月，我做了一件事，我摸底。”

他伸出一只手。

“摸出来八百七十六个。”

“什么八百七十六个。”

“上不了户的人。”傅正邦说，“全县，年龄从两岁到四十七岁。”

他把手放下。

“这个数是怎么来的？三条路。一条是各乡镇上报，一条是福利机构自查，一条是群众来访。第三条最多。那几年每个月有人到县政府门口坐着，坐着不走，问一句话，我的户口什么时候能办。”

“这八百七十六个人是什么情况。”

“各种各样。”傅正邦说，“最多的一类是超生。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超生的孩子不上户，罚款交不起就一直拖着，拖到孩子十几岁二十几岁。”

“第二类呢。”

“收养。”他说，“乡下人抱个孩子回来养，没手续。那时候没人觉得这是问题，孩子在自己家里吃饭长大，谁想得到二十年后他要办身份证。”

“第三类。”

“福利机构。”傅正邦说，“院里的孩子，原始材料不全。有的院长换了三茬，材料早就找不着了。”

他端起纸杯喝了一口。

“我跑了三年。”他说，“二十一个乡镇，我跑了三遍。”

他把杯子放下。

“沈墨，我给你讲一个人。”

“您讲。”

“二〇〇九年八月，我在南乡走访。有个女的，那年十九，她带着户口本来找我。她户口本上没有她。”

沈墨没有出声。

“她十四岁从福利院被人领走，那家人没给她办登记。”傅正邦说，“她十九岁要结婚，男方家里要看户口本。她拿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她在我办公室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下午。”傅正邦说，“我下班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她问我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叔，我是不是不算人。”

屋里安静了几秒。

“这句话您写在书里了。”沈墨说。

傅正邦笑了一下。

“你看过了。”

“看过了。”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写。”

“您说。”

傅正邦把两只手交叠着放在膝盖上。

“因为这件事我记了二十二年。”他说，“我今年五十七，我干过的所有工作里头，只有这一件我夜里想起来还睡不着。”

“专项是二〇〇九年十月启动的。”他说。

“启动的时候什么最难。”

“材料。”傅正邦说，“八百七十六个人，能拿出完整原始材料的不到两成。”

“那怎么办。”

“两条路。”他说，“一条是等。等原始材料，等档案馆翻出来，等当年的经办人找到，等一个一个核实清楚。”

“另一条呢。”

“另一条是先办。”

他把手摊开。

小主，

“沈墨，你在体制里干过，你知道这两条路的区别。”

“我知道。”

“第一条路走完要多久？”傅正邦说，“我算过。按当时的人手，八百七十六个人，一个一个核，核到二〇二五年。”

“那些人等不起。”

“那些人等不起。”他说，“那个十九岁的姑娘要结婚，她等不到三十五岁。有的孩子要上初中，学籍要身份证号，他等不到三十岁。有的老人要领养老金，他等不到。”

他把手收回去。

“所以我选了第二条。”

他往前坐了一点。

“先把这个人办出来。”他说，“先让他有名字，先让他能上学、能结婚、能看病。至于他二十年前是怎么来的，材料缺的那一块，往后再说。”

“往后再说是什么意思。”

傅正邦停了一下。

“往后没有再说。”他说。

他说得很平。

“这句话我不回避。”他说，“补录合规，说到底就是把缺的那一块用一套新材料填上。填上以后档案就齐了，档案齐了就没有人再回头看。这是实情。”

沈墨看着他。

“您知道这套新材料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我知道一部分。”傅正邦说，“捡拾报案证明是公安补的，公告是民政补登的，无人认领证明是福利机构出的。这三样都是我们这条线上的。”

“出生医学证明呢。”

“那是卫生那条线。”他说，“我不管那一块。”

“您知道那些证明是怎么来的吗。”

傅正邦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纸杯往边上挪了半寸。

“我知道有些是不实的。”他说。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不记得具体哪一年。”傅正邦说，“大概是二〇一一年前后。有人跟我提过，说卫生那边开证明开得快。”

“您做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做。”

他答得很干脆。

“为什么。”

傅正邦把眼镜摘下来，用衬衫下摆擦了擦，戴回去。

“因为我要那个数。”他说。

“沈墨，我跟你说一句实话。”

“您说。”

“二〇一一年年底，专项做了两年零两个月，办出来一千一百多个。”傅正邦说，“那年省里来检查，检查完给了一个通报表扬。”

“然后呢。”

“然后就有了任务。”他说，“任务是二〇一三年底前全部清零。”

“清零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能剩。”傅正邦说，“摸底摸出来八百七十六个，后来陆陆续续又冒出来一批，加起来两千三百多。这两千三百多个人，到二〇一三年底，一个都不能剩。”

他把手在膝盖上按了一下。